匈牙利記者如何用調查報道撼動歐爾班“王朝”？

4月12日，匈牙利舉行大選。選舉結果是毛焦爾·彼得（Magyar Péter）領導的蒂薩黨（Tisza）大獲全勝，歐爾班長達16年的“非自由民主”統治就此終結。

就在大選三周前，匈牙利調查性新聞機構、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成員 Direkt36 聯合匈牙利最大的眾籌媒體 Telex，揭露了一起旨在扳倒蒂薩黨的秘密行動，以及情報部門為破壞警方調查所進行的干涉。

“無論是那篇報道，還是那次採訪，都不是常規的新聞工作，”Direkt36 創始人兼編輯安德拉斯·佩特霍（András Pethő）在領英上發文說。“它們是數月複雜調查的成果，我們是在巨大壓力和高風險下完成這項工作的。”他補充說，這起事件是這次大選中最大的醜聞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整個歐爾班時代最大的醜聞之一。”

Direkt36 從一名消息源處獲得了文件，並採訪了多名熟悉蒂薩黨內部事務的舉報者，其中包括一名前黨內志願者、一名負責保護黨內系統安全的人員，以及一名熟悉該調查的警官。通過這些採訪，他們證實了這起旨在摧毀該黨IT系統、侵入其數據庫的秘密行動的細節。

據 Direkt36 報道，參與蒂薩黨工作的IT專家原本計劃揭露這起行動，但遭到警方突襲搜查，並受到情報部門的施壓——情報部門以誇大的罪名為由，扣押了他們的手機、電腦和存儲設備。

在調查過程中，保護消息源和數據安全至關重要。因此，報道細節被刻意限制在極小範圍內，只有編輯維爾特（Zsuzsanna Wirth）和佩特霍（Pethő）知曉。

Direkt36創始人兼編輯安德拉斯·佩特霍。圖：Direkt36

“只要手機放在附近，我們就絕不談論這次調查，”維爾特說。“我們盡量不向他人透露任何信息，因為我們不知道誰會泄露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在法律顧問的建議下，他們為各種可能情況制定了應對方案：他們是不是正遭到監視？住所是否會被搜查？如何保護數據和消息源？以及報道發表後他們享有哪些權利。

“過去幾周里，我幾乎沒有合眼，”維爾特告訴GIJN，“因為我一直在想該怎麼把事情做好，怎麼才能不出岔子。我很慶幸我們擔心的事情最終都沒有發生，但當時誰也說不準。”

維爾特解釋說，警方對一名消息源的處理方式成為整個調查的轉折點。這名消息源是警探本采·薩博（Bence Szabó），他所在的部門正是負責調查蒂薩黨IT專家的部門。此前，報道團隊曾對薩博做過一次視頻採訪，但未予發表，因為他們預料到報道發表後他可能會受到調查。報道刊出當晚，薩博的住所遭到搜查，他的律師隨即致電維爾特，表示薩博同意發表那段視頻。

圖：Direkt36

“一個人對着鏡頭講述，比文字更有力量，”維爾特說。“雖然他講述的基本上是我們已經報道過的事情，但影響還是很大。人們看到的是一名警官，他願意放棄自己的職業生涯去伸張正義。”

維爾特認為，薩博的採訪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促使更多消息源站出來。其中包括一名士兵，他向合作媒體 Telex 講述了軍隊中的權力濫用問題，比如時任總理之子如何插手軍事決策；還有兩名曾經或正在為蒂薩黨工作的 IT 專家，他們遭到國家安全部門的誣告和搜查住所。

“在公眾眼中，他們儼然成了某種英雄，”維爾特說。“他們出現在集會現場，還出席了選舉前幾天舉行的一場大型音樂會。在那場音樂會上，能感覺到一種彷彿歷史性變革即將來臨的氣氛。”

圖：Direkt36

歐爾班治下的調查性新聞

就在 Direkt36 開始發表這組調查報道幾周後，歐爾班在大選中落敗。這一變化會給匈牙利的調查性新聞業帶來怎樣的影響，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據 GIJN 採訪的多位專家介紹，歐爾班的下台，標誌着他那套特有的媒體打壓方式已經走到盡頭。

據估計，忠於歐爾班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的勢力，曾控制着匈牙利約80%的媒體。毛焦爾本人也曾是該黨成員，直到2024年2月辭職，另立蒂薩黨。歐爾班政府曾推動立法，削弱匈牙利的信息自由法案，用以打壓獨立媒體。此外，當局還通過立法設立了媒體委員會，這一監管機構的成員全部由執政黨提名。

“這是政府精心策劃、一步步推進的過程，目的是掌控絕大部分媒體行業，包括媒體監管機構在內，“貝亞·博德羅吉（Bea Bodrogi）解釋說。她是一名人權律師，擔任 Direkt36 及其他多家匈牙利獨立媒體的法律顧問。她還補充說，政府還通過國家廣告投放來維持對媒體的控制——這類廣告只投放給80%的媒體，獨立媒體被完全排除在外。

從2010年到2025年，匈牙利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的排名從第23位跌至第68位，是歐盟成員國中排名最靠後的國家之一。在前政權時期，多名調查記者的手機曾被政府部署的“飛馬”（Pegasus）間諜軟件入侵。

儘管環境如此惡劣，且被完全排除在國家資金和廣告收入之外，仍有多家獨立和調查性媒體，在歐爾班執政的16年間存活下來，甚至還有新的媒體在此期間誕生。Direkt36 便是其中之一。它由匈牙利另一家新聞機構 Origo 的前員工於2015年創立，起因是 Origo 的主編及其報道工作曾受到政治壓力。

對維爾特來說，在歐爾班政權下從事調查記者工作，“最令人惱火、也最困難的事情”，是始終缺乏獲取信息的渠道。

Direct36 編輯維爾特（Zsuzsanna Wirth）圖：Direkt36

“我們提出的問詢，幾乎從未得到過回應。我們提交的大量信息公開申請，幾乎全部被駁回，“她說。”有時我們不得不訴諸法庭才能拿到數據；即便法院判我們勝訴，有關部門還是會一再拒絕我們的申請。”

來自獨立媒體的記者，也常常被拒之於政府新聞發布會門外。維爾特解釋說，對 Direkt36 而言，通過官方渠道獲取信息，已經變得完全不可能。背景消息源、內部人士提供的信息，以及匿名爆料，逐漸成為常態；出於對監聽的擔憂，大家也都避免在電話里討論報道選題。

“這份工作相當耗神，但與此同時，我們一直得到讀者的大力支持，”她說。“人們信任我們，希望從我們這裡獲得可靠的信息，這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但也給了我們動力和幹勁。”

維爾特還表示，在歐爾班政權的最後幾年裡，獨立媒體發揮了重要作用：消息源和公眾逐漸認為其他機構形同虛設，轉而向獨立媒體尋求幫助，揭發權力濫用的問題。

已經發生的改變和承諾的改變

蒂薩黨在競選期間承諾，將終止政府的宣傳行為，並改革匈牙利的媒體體制，其中也包括改革公共服務媒體。

“這是他們做出的承諾，目前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有利於獨立媒體的積極信號，”博德羅吉說。據她介紹，在毛焦爾舉行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上，第一個提問機會給了一名來自獨立媒體的記者，這具有“象徵意義”。

維爾特說，她現在已經獲准以記者身份進入議會大樓工作：“過去我們不能在大樓內自由行動，也沒辦法真正聯繫到政客——即便聯繫上了，他們也不會回應。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據維爾特介紹，新任總理已任命三名發言人，負責回應媒體的詢問：“我想以後會有一套接受媒體提問的規則，由他們自己來制定，但他們表示願意對外開放，接受提問。”

她指出，這位新領導人過去也曾抨擊過記者和匈牙利媒體，但維爾特目前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擔憂的問題：“他們不必喜歡我們，他願意說什麼都可以，只要他們願意提供信息，只要他們能夠被問責就行。一旦出現挑戰新政府的報道，我們就能看出他們改革的決心到底有多大。”

變革與願景

毛焦爾就任總理後頒布的最初幾項法令之一，就是下令對公共服務媒體進行一次“立即而全面”的審查。據《衛報》報道，7月8日，多家親歐爾班的媒體機構暫停了廣播；其中數家在停播時，還向觀眾播出了道歉信息，為此前的謊言和失信行為致歉。據報道，毛焦爾領導的政府還更換了國家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的管理層。

在停播令出台之前，博德羅吉在接受 GIJN 採訪時曾呼籲，改革匈牙利公共服務媒體時應保持謹慎：“這需要是一個漫長而合法的過程，才能完成整個體系的改革。要找到合法途徑，關閉那些宣傳型媒體、終止目前的國家廣告投放體系，都是需要時間的。”

她還表示，必須遵循並落實歐盟及歐洲委員會的相關規則、規範與建議；開始實施這些國際準則，將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據《巴爾幹透視》（BalkanInsight）報道，蒂薩黨在競選綱領中，不僅承諾終止對國家宣傳的公共資助，還表示將暫停向媒體投放國家廣告，並調查歐爾班執政時期濫用間諜軟件的問題。

博德羅吉表示，如果想讓匈牙利的調查性新聞業繼續生存和發展，新政府必須解決幾個關鍵問題：增加信息獲取渠道、增加接觸政界人士的機會，以及改革有關秘密監控的相關規定。

博德羅吉還提到，已經有一些（值得信任的）人加入新政府，或獲得了相關職位的任命，這讓她感到鼓舞：“我從公民社會、甚至從記者群體中，看到了一些好的跡象。在我看來，這些人是一種保障。”

“過去十年里，（獨立媒體的）資金曾遭到系統性抽干——所有的錢都被導向了那台宣傳機器，而新政府已經承諾，要終止這台機器的運轉，”維爾特補充說。“如果廣告市場能夠重新恢復健康，那當然是好事，但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Laura Oliver 是一名常駐英國的自由記者。她曾為《衛報》、BBC、Euronews等媒體撰稿，也是湯姆森基金會（Thomson Foundation）和湯姆森路透基金會（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的常任新聞培訓講師，並擔任多家新聞機構的受眾策略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