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道精選：公交公司削減成本、鄉村教育問題、起底“閉店產業鏈”

4月8日，江西省南昌市一起公交車撞倒多名行人的事故，不僅造成3人死亡、7人受傷，還揭示了公交公司連連削減開支所造成的問題——人手短缺、線路里程增加、工時變長，這些壓力全數落在公交車司機的身上。有司機認為長期這樣下去，類似的事故肯定會再發生。

跟許多鄉村小學一樣，建在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甘棠鎮半山腰的群建學校面臨著一系列鄉村教育的問題，其中招生困難更讓學校頻臨倒閉。在校負責二年級班的小朱老師（化名）去年參與了招生，走訪村裡的不少家長，見面聽到的第一句話總是：“我們已經決定把孩子送去鎮上了。”

一家擁有上千會員的預付制連鎖商家，竟然在一夜之間“金蟬脫殼”。在維權群里，有多位苦主提到了“職業閉店人”。循此線索展開調查，《新京報》記者挖掘出從2019年興起的“跑路產業鏈”——以“職業閉店人”為核心，通過一系列手段，讓企業法定代表人支付一小部分資金，甩清企業絕大部分債務。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4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

公交車失控致3死7傷：降本增效下，過勞的中年司機

出品：三聯生活周刊

農貿市場標牌處為事發車禍的地點。圖：受訪者提供

4月8日，中國江西省南昌市一輛公交車撞倒多名行人，造成3人死亡、7人受傷。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事後通報初步調查結果，指232路公交車的51歲司機李某在駕車期間“突發心臟不適，失去意識”。

司機突然失去意識，可能是導致這一起致命交通意外的直接原因；然而，媒體挖掘事故背景，發現南昌公共交通運輸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南昌公交）近年不斷削減成本開支，司機被迫承受人手短缺、線路里程增加、沉重工作量等壓力。

《三聯生活周刊》引述與出事司機李某同屬一個分公司的趙揚（化名）稱，開車的都知道“心臟不適主要就是因為工作太累了，長期負荷肯定會出問題的，機器也有拋錨的時候”。事故發生之後，趙揚跟許多同事聊起，都認為“如果長期這樣下去，類似的事故肯定還會發生”。

對趙揚來說，“起早貪黑”是家常便飯——他經常5點多起床，從6點發出第一班車開始，一直工作到晚上8點以後；車子從起點開到終點再回到起點算是一趟，共計40多公里，要開將近兩個小時，一天總共要跑五趟。趙揚常跑的路線在新城區，路況雖然不如老城區的複雜，但在上下班高峰、節假日等時段也會出現堵車、需要頻繁剎車的情況。作為公交車司機，他必須要時刻注意其他車輛，以及來往的行人和電動車。

此外，公交車司機還要在自己的車廂里充當“服務員”的角色，特別需要注意老年乘客。趙揚透露，按照公司的規定，如果發車或剎車時老人在車上摔了跤，司機要自掏腰包賠償醫藥費。有時候，乘客聊天、打電話的動靜太大，司機也要管理，一旦被認為處理方式不妥當，卻有可能惹來乘客投訴，有可能因此被停崗。車外車裡的狀況，讓司機的大腦長期處於疲憊狀態，導致反應變慢、判斷能力變差，這是趙揚跟許多其他司機的真實體會。

讓司機工作越來越難做的，是公交公司持續削減成本開支。《三聯生活周刊》引述數據指出，南昌公交自2020年起加速節省成本，營運成本在2020年至2022年的三年間逐年下降，較2019年平均減少了5.54%，線路總數合共減少24條，員工總數則減少8.4%，由此削減人力成本5400萬元人民幣。此外，公交車數量從2021年12月的4298輛，減少至2023年8月的3881輛，合共減少417輛。

這些數字意味着，更少的司機要開路程更長的線路，自然就要更長時間地駕駛。隨着線路減少，一些線路就需要繞路、增加站點、延長路程。在人手短缺之下，一些司機原本可以跟同事兩班倒，現在只能一個人開滿全天的班。更加打擊士氣的，是司機的工資不增反減。

趙揚透露，今年他駕駛的路線延長了七、八公里，一趟跑下來要多出20分鐘，但工資反而由6000元出頭降到了5000多元；而且，公司加大了扣罰力度，車內衛生不達標、請假、值班時吃東西，甚至單手握方向盤超過一定時間也要扣錢。“一些年輕司機不堪重負，陸續轉了行，有的去跑外賣，我所在線路的駕駛員在過去幾年裡減少了七人，現在認識的司機多是在50多歲。” 趙揚說。

一個都不能少

出品：正面連接

圖：正面連接

小朱老師（化名）簡直無法相信，她要教的班就只剩下兩個學生了。2022年9月、一年級入學時，這個班還有五個學生。接下來的幾個學期陸續有學生轉走，到的今年開學報到的這一天，胡博文（化名）媽媽來學校向小朱老師道別，跟她說博文因為要轉走，在家裡哭了好幾場。

校長總是隔三差五來關心小朱老師：五個人教得慣嗎？四個人教得慣嗎？到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變成兩個人還教得慣嗎？

開學後不久的一天，一個學生生病請假了，班上只剩下一個孩子。一個人就不能上課，因為要等進度。這一天上午，小朱老師給那個孩子做試卷、講試卷，到的第五、第六節課，只能教他剪紙、給他在電腦上看了一部電影《超能陸戰隊》。

人少有人少的好處，但人少的失落感還是時不時浮現出來——教室後的宣傳欄空空蕩蕩，班上學生加上老師也就三個人，要畫很多張手抄報才能填得滿。有一天上數學課，學到統計，小朱老師請喜歡紅色的舉手、喜歡白色的舉手、喜歡黑色的舉手⋯⋯在這個時刻，她感受到了班裡沒人的荒謬。

這座學校叫群建學校，建在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甘棠鎮的山腰，校舍很新、甚至有點奢侈，共有兩棟教學樓，還有一個配了400米塑膠跑道的標準操場。然而，其中一座教學樓已經被半廢置，而另一座還在使用的教學樓共有兩層，10個學生的三年級班、7個學生的四年級班和7個學生的五年級班都在一樓，只有兩個學生的二年級班在二樓。換言之，整層樓都屬於小朱老師跟她的兩個學生，是她們三個人空空蕩蕩的小世界。

跟所有鄉村小學一樣，群建學校同樣要面對一系列鄉村教育的問題——行政的重壓、人員的流動、資源的廢置，以及招生的艱難。受惠於2015年和2017年的兩次政府撥款，群建學校的硬件條件其實很好，除了建成操場、翻新教學樓外牆，每間教室更配備了多媒體投影儀。在那座如今已經廢棄的教學樓里，曾經有美術教室、科學實驗室和計算機房。然而，這些硬件設施在招生時都起不到作用。去年，小朱老師參與了招生，到村裡挨家挨戶走訪；許多家長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已經決定把孩子送去鎮上了。”

在小朱老師的班上，男孩叫李宇彬（化名），女孩叫李子琪（化名）。宇彬上課時跟老師互動得很大聲，其實筆記常常不知道該記哪裡；有時候，小朱老師會用手在空中虛抓一下，提高音量：“李宇彬，回神了！”小琪則話少，每次舉手發言都言簡意賅，準確地給出老師想要的答案。

宇彬和子琪的家長不是沒有想過讓他們轉校。得知班上只剩兩個學生時，子琪爺爺去找過教委的遠房親戚，商量要不要把孩子送到鎮上。宇彬爸爸也跟小琪爺爺討論過，要他們兩個以後“結伴去鎮里上中學”。至於沒有轉的原因，是家裡條件不好。交通費、鎮上房子的房租，以至於父母有沒有時間陪在孩子身邊。

“你們要是再轉走的話，這個班不就⋯⋯” 記者想說“快要散了”。

“快要倒閉嘍。” 宇彬說。

起底“閉店產業鏈”：一家門店是如何“金蟬脫殼”的

出品：剝洋蔥 people

今年3月，南京金寶貝早教店閉店的消息登上了熱搜，也讓“職業閉店人”浮出水面。圖：受訪者提供

一家擁有成百上千會員的預付制連鎖商家，如何在一夜之內“金蟬脫殼”？4月18日，成都卡樂吉親子游泳藍潤置地廣場店突然歇業，店方聲稱的理由是“煱爐損壞”。一天後，商場一方貼出公告，指店方從3月開始拒交租金。

​​卡樂吉會員李大偉（化名）對《新京報》表示：“卡樂吉在成都有5家店，前一段時間突然關閉了3家，只留了藍潤置地廣場和西辰天街兩家店。但因為當時能把課程轉到剩餘的兩家店，很多家長的維權不了了之。如今，剩下的兩家店也‘跑路’了。現在維權群已經有200多位受害者，有人損失上萬元，但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在這個維權群里，有多位會員提及了“職業閉店人”。循此線索展開調查，記者發現多地商家“連夜跑路”背後，是一個被稱為“跑路產業鏈”的灰產。早在2019年，上述產業鏈就已經在健身、早教等預付制商戶之間悄然孵化。產業鏈的核心就是所謂的“職業閉店人”——通過一系列手段，讓企業法定代表人支付一小部分資金，甩清企業絕大部分債務。

在這些商家瘋狂跑路的背後，是無數會員“退費無門，投訴更無門”。報道引述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秘書長陳音江指出，“職業閉店人”團伙與不怕當老賴的“職業背債人”勾連，通過轉移法定代表人的方式幫助原企業主“賴賬”。

“職業閉店人的出現，直接破壞了某些行業的生態，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陳音江說，其背後反映了一個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預付制監管缺失。目前當務之急是明確“責任劃分不明”的監管問題，完善預付式消費管理的頂層制度設計。

整頓“粉紅稅”這件小事

出品：極晝工作室

圖：極晝工作室

如果不是大數據推送，張含宇（化名）未必能注意到兩支分別標榜供男和女使用的洗面奶的價格相差那麼大。

張含宇去年剛進華東政法大學讀大一。她花149元買了一支洗面奶之後，發現同品牌另一款男士洗面奶只要82元。除了大數據透露的價格差異，她的直覺告訴她一些“不對勁”，譬如女士洗面奶的宣傳頁有更多功能性的詞彙，例如“高度清潔、美白”，男士洗面奶的頁面則比較簡略。

張含宇在一個高中同學的小群里說起這件事。群里的幾個朋友延續了高中的友誼，平時會聊些八卦和吐槽；他們進了同一所大學，其中有三個人在讀法學專業。

意識到問題的是徐佳林（化名）。她對美妝頗有研究，初中開始就關注了許多美妝博主，看過一些“化妝品紅黑榜”，也看到過類似的吐槽。作為一個“成分黨”，她在一個化妝品成分查詢軟件上搜查了兩支洗面奶的成分，發現各種成分、含量，以至功效基本相同。

他們覺得這涉及針對性別而產生的“粉紅稅”。將“價格差”確認為可能的訴訟方向，這個法學三人小組再招攬了兩位同學，其中一個是外校的研究生。他們開始嘗試跟商家、電商平台、全國12315平台等溝通，在沒有得到滿意答覆之下，決定訴諸法律。張含宇形容，這是“法學小白勇闖一下”。

2023年7月，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正式受理這一起案件。對這群初入大學的年輕人來說，真正進入司法實踐，才意識到其中的曲折——沒有現有法條和案例可供參考、來自強勢企業的壓力⋯⋯不過，在更廣闊的世界，他們希望藉助這一件“小事”做得更多。

一份筆跡鑒定，讓被判“貪污受賄”的勞模看到改判可能

出品：北青深一度

鄭小東（前排右三）曾在2010年被評為四平市特等勞模。圖：北青深一度

“冤案導致我的家庭支離破碎，女兒、兒子離婚，妻子被氣病，老母親之前還能來監獄探視，現在已經坐輪椅了。” 2024年4月12日再審開庭時，鄭小東抹着淚哭訴。他當時還不知道，他的母親已經去世。

鄭小東早年先後擔任吉林省四平市遼河農場副場長、茅山分場場長，是“副科級幹部”。2007年、2010年，他分別被評為四平市勞模和特等勞模。然而，一份舉報改變了他的命運——

2015年，有人到遼河墾區紀委舉報鄭小東。茅山農場調查後出具過一份《舉報人說明》，稱舉報者因選舉問題、低保資格等個人利益問題鬧事，並且以舉報茅山分場領導相威脅。不過，遼河墾區紀委沒有停止針對鄭小東的調查。鄭小東宣稱，他和另外3位職工曾在2016年初被拘禁審問15個小時，他因此舉報過當地紀委的調查人員。

2017年8月30日，鄭小東因涉嫌貪污、濫用職權而被刑事拘留。2020年3月6日，他因貪污罪、受賄罪及非法佔用農用地罪，二審被判有期徒刑8年。不過，鄭小東始終自辯無罪，他的妹妹鄭小卉律師堅持為他做無罪辯護，並且一直申訴。

申訴三年，案件迎來轉機——吉林省檢察院調取了茅山分場會議記錄、現金日記賬、記賬的原始憑證，還對部分在案證據進行了筆跡鑒定。《北青深一度》引述消息指出，在鄭小東涉嫌貪污的證據中，包括一些被認定為虛構的票據；其中，收款人為“楊爽”的多張票據，因楊爽作出證言否認本人簽字和收到相關款項而被認定為虛構，成為裁定鄭小東貪污的證據。

鄭小卉就此指出，楊爽是山皮土供應商柳陽的大車司機，柳陽一直作證稱，相關款項由其實際簽名領取，而最新的筆跡鑒定結果也顯示，收款人“楊爽”的簽名實為“柳陽”所簽。筆跡鑒定成為了吉林省檢察院抗訴的重要依據，認為不能直接認定相關款項支出為虛構。2023年3月9日，吉林省檢察院向吉林省高院進行刑事抗訴。

2023年6月7日，吉林省高院作出再審決定，認為該刑事抗訴符合再審條件，指令四平市中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再審。鄭小卉告訴《北青深一度》，收到抗訴書後，大哥覺得自己的案子有了盼頭。

縣城體制內女孩，不想將就，又怕結不了婚

出品：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成都，人民公園的相親角處。圖：視覺中國

河南的公務員何璇還記得，她在2022年考入體制，到單位的第一天，所有人見到她都會過問一句——有男朋友了沒有？

何璇27歲，在縣城的語境下已經邁入“大齡”的門檻。她開始相親，但幾段相親經歷都淪為和朋友調侃時的段子——有一個男生在第一次見面的餐桌上就要給她喂飯；另一個相親對象在電影院里朝她的耳朵吹氣；有人剛坐下就開誠布公：“我這個人很多缺點很多毛病。” “我知道你們女孩子都喜歡驚喜，但我就是不想給。”

跟她見面的男性通常也是體制內的，因為工作清閑，又不愛運動，總喜歡約人吃飯喝酒，一個個體型發胖。在喜歡健身跳舞的何璇這裡，通通卡在了“顏值”第一關。

何璇做過粗略的統計，在一個縣城裡，單身適齡、家庭背景相似的男生不超過十個。相親來回都是那幾個人，早碰撞不出什麼火花。有時朋友相過親的對象，兜兜轉轉又被人介紹給自己。

父母沒怎麼催婚，但身邊的同齡朋友都在急着趕婚姻的末班車。一個女性朋友與認識五個多月的相親對象閃婚，結婚半年就生下孩子。另外幾個朋友，前陣子還在托她幫忙介紹，幾個月後突然在朋友圈曬出結婚證。這讓何璇感到焦慮，自己身邊連個能閃婚的人都沒有。她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怕將就結婚，又怕真的結不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