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C23 側記：危險者的聚會

1.

“你知道這次的大會，邀請了一個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下毒的俄羅斯女記者嗎？”

剛見面，朋友 J 就問我。我搖頭，只覺得這個會場一下子變得不安起來。

這是全球大流行之後的第一場全球調查報道大會（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onference）。據主辦方 GIJN 稱，這是歷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全球調查報道大會，來自全球各地的新聞媒體人有兩千多人。在這個九月份已凄風苦雨的瑞典城市哥德堡，我們將有機會參與來自全球新聞從業人士的講座和分享。

會議組織的井井有條，一同參加會議的記者們，都震驚於主辦方的後勤能力——連續五天，每天都有十幾場講座和分享，如大學選修課般同時進行，參會者只能在眾多吸引人的“課程”中，參與一部分，割捨一部分。

只是當 J 提到被下毒的俄羅斯記者後，我們在會場的大廳，邊啃着主辦方準備的麵包，邊突然驚覺，這裡會不會有俄國特勤局的人來。“如果把這兩千多個人都消滅了，全世界的獨裁者應該會睡個好覺。”另一個人笑着說。

整個大會幾天，我們一直開這樣的“地獄玩笑”，有時候是我們在台下開，有時候是講者在台上開，如同一種另類的集體心理診療。

我說自己報名了第二天的“俄羅斯調查資源”（Resources for Investigating Russia）。

說來巧，來大會之前，我和 J 兩人身處不同的歐洲國家，卻幾乎同時讀了《紐約客》去年的著名報道《流亡海外的俄羅斯記者如何報道俄烏戰爭》（How Russian Journalists in Exile Are Covering the War in Ukraine），並且都在社交媒體發表了一番相似的感慨。

那篇報道講述了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的多家獨立媒體被封禁，並且重新在歐盟境內——主要是在荷蘭或拉脫維亞重新安營紮寨，繼續報道俄羅斯的故事。Meduza、TV Rain 和《新報》（Novaya Gazeta）都在報道中被提及，但這位被 FSB 投毒的女記者並沒有在報道中提及。

2.

第二天中午，“俄羅斯調查資源”的分享如期舉行，我懷着莫名忐忑進入會場，找位置坐下，好奇會是怎樣的“危險”人物到來。我稍感意外，會議並未任何嚴格限制，只需出示記者的與會名牌即可。攝影機在後方拍攝，看上去也會公開報道，毫不擔心俄國干涉。

主持人和兩位俄羅斯記者一起上台，他們的照片隨即投影到幕布之上。幕布里，男記者羅曼·阿寧（Roman Anin）托腮望向鏡頭，面孔青春而消瘦，如音樂專輯封面上叛逆沉靜的酷男孩。他是獨立調查媒體 iStories 的創始人和主編。這家媒體擅長開源調查（open-source intelligence），屬於“技術流”的獨立媒體。當然，由於它們常年報道俄羅斯政治腐敗，目前也“移居”到了拉脫維亞。

現實中的羅曼並不像那張照片，他看上去滄桑和強壯許多，多數時候不苟言笑，但在回答主持人問題時，總是口若懸河，也常開各種“地獄玩笑”。在面對主持人提問，如何平衡新聞倫理和技術手段的運用時，他首先說了句“我他爹的不在乎”（I don’t give a shit），接着才解釋說，“我們首先得是一個人，得有人性，再是新聞倫理，烏克蘭人每天都在死亡。”

另一個人，就是那個被下毒的女記者，伊蓮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照片里她一臉溫柔笑意，眼神明亮。她同樣比照片看上去滄桑和憔悴，說話總輕言細語，時不時自嘲自己被下毒這件事，並且她用的詞總是“據說被下毒”（allegedly poisoned）——這讓我覺得有些滑稽。一個遭遇如此暴行的新聞記者，在面對自己被下毒這件事時，仍然在渴望保持某種客觀，這未免對自己過於殘酷。

是怎麼樣的組織，會想去殺死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人？

鑒於台上的兩位記者都已經離開俄羅斯，而俄國卻是他們所從事報道的主要對象。因此，主持人一直在好奇，“現在你們已經離開俄羅斯了，你怎麼從俄羅斯內部去搜集信息、進行調查？”

儘管“據說被下毒”的伊蓮娜更讓我好奇，但眼下，我應該先記錄一下羅曼·阿寧的回答。他回答得更多且帶着更多希望，“戰爭開始前與之後，我們的工作方法並沒有明顯差別，甚至我們的方法，變得更重要了。”

他大意是說，在 iStories，他們同樣會採取部分傳統的方法，也就是採訪。另外，他們根據開源信息進行網絡調查。另外，他們“利用俄羅斯的數據黑市，去購買那些黑客獲取的資料。” 他們同樣將編程和人工智能融入新聞調查，“在十年前，我們只能一行一行地去讀這些文件，現在我們有了 Python，可以用代碼來分析這些材料。”

羅曼提醒在場的諸多記者，“壞人也使用社交媒體”。他們通過照片上的人像，用人工智能去識別這是否是那個他們要找的人，因為有時候，人類識別照片的能力反而不如機器。他舉了一個尋找俄羅斯士兵的例子，iStories 的記者在新聞媒體上發現了他們的照片，然後在社交媒體上找到了他們，一個個地打電話過去，“其中一個人，甚至對我們懺悔自己殺害了村民。”

比起伊蓮娜，羅曼顯然更樂觀一點，因為許多全球互聯網熱門應用，在俄羅斯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有一樣東西對我們的工作至關重要，那就是互聯網。因此，整個社會應該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大科技公司完全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們目前沒有這麼做。我們聯繫過他們，他們根本不幫我們。在 Google 上，如果有 10 個俄羅斯人用它搜索（俄語）新聞，10 個人看到的都是來自俄羅斯的宣傳。當我們試圖聯繫那些科技大佬們，我們嘗試在俄羅斯國內傳播真相，但他們什麼也不做。類似於谷歌這樣的公司，其實應該做得更多。”

“如果有一天，俄羅斯變得越來越像其他一些國家，完全不能使用這些服務，我們作為調查記者能做的就不多了。”羅曼說。

羅曼在台上講，我在台下查閱他的資料。

他和他創辦的媒體，比伊蓮娜更早被迫離開俄羅斯。和伊蓮娜一樣，他也曾是俄羅斯著名的媒體《新報》（Novaya Gazeta）的記者，1986 年出生，比我大不了多少。在 iStories 的網站上，他的第一句自我介紹就讓人難以忘懷——“我實際上一直想當一名足球員”（I actually always dreamed of becoming a footballer）。他進入莫斯科國立大學新聞學院學習，加入《新報》，渴望改變俄羅斯。與此同時，普京在 2012 年通過了《外國代理人法》（Russian foreign agent law），國際 NGO 被集體驅逐。他抱着雄心做俄羅斯國內政治、社會、腐敗調查，整體新聞環境卻在急劇惡化，很多人轉行去大銀行或大公司做公關。隨後他和同事一起創立 iStories，再然後，這家媒體被貼上“外國外國代理人”標籤，很快，他本人也被貼上“外國代理人”標籤，他因此擁有了獨一份的“雙重外國代理人”身份。

當時是 2021 年，他正結束在拉脫維亞的度假，接到了許多採訪來電，問他對自己的身份有何感想。俄國本國媒體比他先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但很快他就意識到，他和他創辦的媒體都不再能回國了。

俄烏戰爭爆發後，他仍在繼續工作。2022 年 3 月，他接受了 Vice 的一段專訪，一年前他的回答並不像在這次大會上那麼樂觀：“作為一名記者，如果不能在你所報道的國家生活，那太荒謬了。但就我而言，我別無選擇。”

在流亡中報道，是他現在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在那篇採訪中談過“退意”：“任何報道，都不值得記者去送命。因此，如果這種威脅對我或我的同事來說成為現實，我會離開（新聞業）。問題是，我們都是樂觀主義者，認為即使是最危險的報道也不會成為殺死我們的理由。”

“十年前，我會告訴你，我想成為一名記者，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現在，我認為俄羅斯記者更像是歷史學家。我們的工作是為後代保存歷史。這樣，20 年後的年輕人就會知道，納瓦利內（Navalny）並沒有像俄羅斯主流媒體所說的那樣毒死自己；這樣，年輕人就會知道，誰才是真正在烏克蘭戰鬥的人。”

而眼下他身邊坐着的，就是自己的前同事，差點為了報道而送命的伊蓮娜。

3.

和羅曼不同，伊蓮娜面對主持人提問的回答是更為否定的。我想這部分是因為對她來說，移居外國仍然是新鮮事，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並且她還在流亡德國期間，在無形中身中劇毒。

“這對我來說真的很難，因為我是一個實地調查的記者（a field reporter）。”伊蓮娜說。

俄烏戰爭一開始時，她還是新報記者，被主編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2021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派去烏克蘭做現場報道，去那些一開始被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城市。她穿越重重邊界，向俄羅斯發回前方的戰地報道。儘管她生於 1987 年，但早在這以前，她已經做過近17年記者，是一名新聞老兵，親歷過《新報》同事的死亡，也組織過前同事的葬禮。但這一次前往戰場的實地報道，才真正成為她大禍臨頭的根源。

她在《新報》上發表的報道，後來紛紛被俄羅斯司法部門勒令刪掉，連《新報》本身也在俄羅斯被取締，被迫“移居”到了拉脫維亞。現在你再按圖索驥，去查找伊蓮娜在新報的一些報道鏈接，只會顯示 404。那被俄羅斯當局勒令新報刪除——據伊蓮娜所說，她最崩潰的一刻，不是在她被投毒時，也不是在得知自己無法回國時，而是當她發現自己的報道統統被當局勒令刪除時。

好在，我後來在 n+1 雜誌上上找到她的報道英文版。那是四篇如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 《二手時間》一般的報道：“逃離烏克蘭-沿着難民之路”，“駐防敖德薩—我不能放棄自己的城市”，“放過我們—在邁科拉夫”，“在赫爾松—被占之城”。

除了通過她的眼睛，讀者能看到現場發生什麼之外，伊蓮娜還成段成段地使用直接引語來講述故事，讓受訪者直接敘述自己的遭遇，也因此立刻讓人想起阿列克謝耶維奇採訪“後蘇聯居民”的諸多非虛構作品。

這些報道讓我明白為何她說現在的一切變得更艱難，為何她說自己是一個需要實地採訪的記者。以最後一篇《在赫爾松》為例，她在這個戰場前線只待了三天，卻至少採訪和記錄下了這些人：前市長、軍事指揮官、戰士、當地記者、當地人道援助者、主任醫師、商店經營者、法醫辦公室、俄羅斯佔領的地區委員會俄國守衛士兵、當地需要食物和醫療的普通居民、尋找失蹤孩子的父母、被綁架的人、烏克蘭抗議者們……

她在 2022 年 3 月 18 日到 21 日採訪了這些人，離開赫爾松，寫作，在3月26日，發表了這篇被佔領區的顯微鏡一般的報道。作為一個前同行，我知道這意味着何等的體力、勇氣、心理和智力勞動。

伊蓮娜沒有隱瞞她目前身處德國的困境，她說自己在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去進行書寫。

“我們作為調查記者，有時候發回大量報道，卻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因此，我覺得我有必要找到一種新方式來向我的人民、我的國家發聲，因為他們受了太多俄羅斯宣傳的影響。我懷疑傳統形式的新聞報道是否能像在（俄羅斯）入侵以前那樣，還能發揮作用。因此，我決定重新審視自己過去17年來的工作，一種全新的、誠實的態度，去看待自己和自己作為記者的經歷。成果就是一本書，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形式。”

“之後，我將會繼續進行我的實地報道，因為俄羅斯現在影響着全世界很多國家。而我現在所做的，基本上是搜集從俄羅斯來的信息，還在俄羅斯的俄羅斯人，仍然有相當多希望能夠記錄那些真實……但後來……我又據稱中毒了，現在我還在恢復中。”

伊蓮娜談話時仍顯虛弱，和她談論的“猛烈”議題形成劇烈反差。

她謙遜且有所保留，並未詳細說明為何她不再回到俄羅斯，沒有談論自己的家人和愛人，也並未說明那一場中毒事件的細節。她只是在艱難地回答主持人這個殘酷的問題——作為一個書寫自己國家的人，如果我回不去了，我還能做什麼？

我對俄語一無所知，在這場戰爭以前，也並未跟進那麼多俄羅斯獨立媒體，因此對她的經歷更為好奇：她為什麼回不去了？她是怎麼中毒的？她寫了一本怎樣的書？

4.

那場分享結束後不久，她在《衛報》發表了自述，《“你可能被下毒了”：一名獨立俄羅斯記者如何成為眾矢之的？》（‘You may have been poisoned’: how an independent Russian journalist became a target）。

“很長時間以來我都不想寫這篇文章，我感到噁心、恐懼和羞愧。”開篇她說。

這部分解釋了為何她在分享中，總是不願過多談論她被下毒的事情。在她的書寫中，她說自己在俄羅斯時，鑒於自己的5個同事都死於非命，她總是小心行事，遵照職業手冊的一切安全措施。但當她來到德國後，卻覺得“這裡是歐洲，應該安全了”。

只在中毒兩個月的生不如死後，醫生才排除了中毒以外的所有可能，並通知了德國警方介入調查。她與德國探員談話時，德國探員用一種責備的語氣說，“我不明白你為什麼兩個月後才報告給我們……你們來到這裡，彷彿自己在度假，這裡是天堂一般。我們這裡發生過政治謀殺，俄羅斯特勤局在德國非常活躍。”

在中毒以前，她不斷從烏克蘭戰爭前線發回的報道，已讓她成為眾矢之的。在發回以上四篇報道後，她還決定繼續前往新的戰場——馬里烏波爾。那以前，她的同事突然來電警告她，俄羅斯國家近衛軍（National Guard of Russia）的車臣分隊決定殺了她，這已經得到批准，並且有電話錄音為證。烏克蘭方面的聯絡對象也提醒她，俄羅斯正在組織暗殺一名新報的女記者。再過一小時，總編輯穆拉托夫打給她，敦促她必須馬上離開烏克蘭。

為了不牽連載她去馬里烏波爾的烏克蘭受訪者，她不得不離開烏克蘭現場。她決定回俄羅斯。但那已成為不可能。

總編輯穆拉托夫對她說，“我知道你想回家，但你不能回俄羅斯。他們會殺了你。”

伊蓮娜掛了電話，在街頭尖叫——但她並未寫這一刻，她在哪裡尖叫。

根據後文，我猜測她那一刻在柏林的街頭大聲喊叫。一個寫了烏克蘭戰地系列報道、受到直接暗殺威脅、渾身因長久沒洗澡而長滿虱子、得了腮腺炎和強烈創傷應激後障礙的，勇猛的女性記者，在那一刻徹底崩潰了。

她中毒的經歷更為驚悚，一切發生於無形，且是在後來與德國聯邦探員的不斷追溯過程中，她才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回到那些列車上、飯店裡、慕尼黑的咖啡廳和柏林地鐵站的細節里。她一直不肯相信自己被下毒了，儘管她已全身浮腫，面目全非，不可入眠也無法清醒。她本已加入新的媒體“美杜莎”（Meduza），正在籌備去伊朗現場的簽證，但她不得不放棄這個工作。她也無法再寫那本書了。那是生不如死的兩個月。但在醫生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後，她只能相信這件事。

醫生認為，她身中的，是一種“氯有機化合物毒藥”（chloro organic compound poison）。

近一年後，來到 GIJC 的會場時，她的臉、手、腿不再腫脹，不再疼痛到無法觸摸，但她不得不離開她的新東家“美杜莎”（Meduza），她在文章最後寫道，“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希望活下去。”

“我知道記者會被謀殺，但我不願相信他們會殺了我。反感、羞恥和疲憊，讓我去遠離這種想法。想到有人想要我的命，我就覺得噁心。我羞於啟齒。即使是對親人也是如此，更不用說對警察了。我知道自己有多精疲力竭，體力所剩無幾，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逃亡了。”

但她最終還是完成了那本書。返回德國後，我在等待伊蓮娜的新書出版。我想知道伊蓮娜所談的一種全新的書寫形式是什麼。

2024 年年初，我終於讀到了這本書——《我深愛的俄國：發自迷失之國的報道》（I Love Russia: Reporting from A Lost Country）。我想這本書的內容、寫法與結構，對許多記者來說，都應該是一本啟發之書。這除了是一本俄羅斯在後蘇聯時代的當代社會和政治史變遷以外，也是伊蓮娜的個人史、家庭史；她作為同志女性的愛欲史；她和羅曼·阿寧這一代俄國記者一樣、曾希望通過新聞記者的努力改變俄羅斯、而最終失落離去的消亡史。

在結束對她的探索前，我想引用一段該書第九章的故事，“我的第一場戰爭（媽媽和克里米亞）”（ My First War (Mama and Crimea) ）。那是發生在家庭里的內戰，屬於兩代人的失落戰爭。

媽媽懷念蘇聯，當烏克蘭發生邁丹革命時，媽媽覺得法西斯又來了。當克里米亞“公投”而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後，她歡欣鼓舞，終於美麗的克里米亞回到了“我們的懷抱”。

她頻繁打電話給女兒。兩人每一次都爆發激烈的爭吵。在任何公共事務上，她們都處於南北兩極。那些對話極為精彩、真實和令人疼痛。更換到另一個國家的語境，這一切也對我來說太過熟悉。

我不知道伊蓮娜在德國書寫這一章時的心情。她將再也沒法回到俄羅斯，回到她的家鄉去見到自己的母親。

5.

“在場的有多少人是流亡記者的？”

一個足以容納兩、三百人的大場下，有十來只手舉了起來。

“有多少人覺得自己是在流亡邊緣的？”

我和 J 先是面面相覷，彼此覺得自己符合這種“on the verge of becoming an exile”的定義，默默舉起手來。同時，會場上許多的手都舉了起來，提問的講者隨即笑道，“看來各位都是。”

然後現場爆發出一陣大笑。看，這又是一個來自講者的“地獄笑話”。

此刻我們在第三天的其中一場會議，“流亡媒體：生存策略”（Exiled Media: Survival Strategies）。這大會期間，我還參加了烏克蘭記者的戰爭犯罪調查分享，也參加了人口販運跨境報道的分享，還有自由撰稿人如何報題與生存的分享……但我最期待的，除卻“俄羅斯調查資源”以外，便是這一場。

因為從題目來看，它並不僅是一個“各國流亡媒體現狀”的一般講座，它準備告訴你一件事：如何在海外，作為個人和作為媒體機構，同時生存下去？

向觀眾提問的是這場會議的講者之一，她名叫波利娜·瑪喬德（Polina Machold），俄羅斯獨立媒體 Proekt 的出版人。和她同場分享的，還有來自委內瑞拉流亡媒體 ARmandoinfo 的總監約瑟夫·波利祖克（Joseph Poliszuk），和孟加拉國流亡媒體 Netra News 的創始人塔斯尼姆·卡哈利（Tasneem Khalil）。

儘管另外兩位的分享也讓我大開眼界，從流亡媒體的報道實踐中，我更了解到兩個國家的新聞、政治和社會生態。但目前，最能引起我興趣的，永遠是來自俄羅斯或烏克蘭的記者。

我仍習慣於觀察和記錄講者的外貌特徵，這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外表評判，而是當一大群來自世界各地的危險記者相聚於此時，通過外表，你已能看到彼此的許多創傷。羅曼·阿寧顯得憤怒和激烈，有時甚至透露出難以壓抑的玩世不恭；伊蓮娜則寡言少語、疲憊而感傷，像剛從死亡深淵中爬出來；而波利娜，她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個 TED 演講者。

她剃掉了兩側的頭髮，留了一頭基利安·墨菲（Cillian Murphy）在影視劇《浴血黑幫》（Peaky Blinders）里的髮型，簡潔幹練、黑色西裝、白色休閑褲、總保持禮貌而冷靜的微笑；再加上她的條分縷析，足以讓所有人感受到她的思慮周全和強悍自信。

Proekt 於 2018 年在俄羅斯創辦，她們專攻俄羅斯政治腐敗的調查報道。在 2021 年 7 月 15日以前，該媒體在俄羅斯算是合法運營，是碩果僅存的幾家本國獨立調查媒體。波利娜在講她們在俄羅斯境內做的題目時，那些選題在我聽來不可思議，原來俄羅斯曾經還有這樣的“自由”？比如，她們對車臣領導人拉姆贊·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家族財富的調查、俄羅斯當局操縱統計數據、以及普京的情人、財富和他隱藏的孩子。

而在 2021 年 6 月底，在 Proekt 宣布即將公布對內政部長弗拉基米爾·科洛科爾采夫（Vladimir Kolokoltsev）的腐敗調查後不久，情況急轉直下。

“在我們發布這份調查報告之前的黎明，警察突襲了我們三位記者的房子。這是一個明確信號，表明是時候了。我們需要離開俄羅斯了。在他們被釋放後，我們整個團隊，進行了一次激烈的大討論，討論我們該怎麼辦。當然，我們早有緊急預案，甚至制定過按小時計算的、我們能想到的各種安全措施。記者們也都提前準備好了護照、申根簽證……”

“但問題就在於，什麼才是那一個‘最後的信號’？”

她們的預感是對的，兩周以後的 7 月 15 日，俄羅斯總檢察長辦公室將 Proekt 列為俄國法律上的“不受歡迎組織”（Undesirable organization）。在俄國法律中，“不受歡迎組織”比“外國代理人”更為嚴重。

2021 年《俄羅斯刑法典》修訂後，刑法規定多次與“不受歡迎組織”合作的個人，可能會面臨長達4年的監禁；而被認定犯有 “組織此類組織活動罪”（organizing the activities）的人可能會被判處長達6年的監禁。而 Proekt 是俄羅斯第一家被貼上“不受歡迎組織”標籤的媒體。

“這一消息宣布後，所有俄羅斯媒體，都立即刪除了我們網站的所有鏈接。人們也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刪除我們的鏈接。我們因此失去了所有的傳播渠道。這可以理解，但也讓我們失望。因為很明顯，我們只是第一個靶子。我們成功地激怒了普京，但我們不會是唯一一個。看看過去兩年戰爭以後吧，情況要糟糕得多了（更多的“不受歡迎組織”出現了）。”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她向現場提問。

6.

她一邊展示原有團隊成員在解散前的最後一張合影，一邊講述那以後的“生存策略”。

首先需要的兩件事情：錢和人脈。沒有錢和人脈，作為組織和個人都會迷失方向，寸步難行。

其次，她們立即關掉在俄國國內無法再合法運營的法律實體。俄國從此不再存在這個“不受歡迎組織”。

接着，切斷所有國內的眾籌和捐款，因為在俄羅斯，所有向不受歡迎組織捐款的個人，都可能受到刑事起訴。

然後，拿出早有預備的應急基金——這是 Proekt 成立以來就一直儲備的一筆錢。它將用來幫那些願意離開的記者，在新的國度安頓下來。

同時進行的，是向海外的媒體夥伴尋求幫助，這是重要的資源、人脈和能力。沒有這些幫助，Proekt 將無法實現“搬家”，更無法在一個全新國家，迅速設立一個新辦公室。

這是這家媒體選擇流亡的前兩個月發生的事情。

不是所有團隊成員都願意相信這是“最後信號”。更多記者也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國家。波利娜追憶了那些對話。

“如果你想繼續和我們一起工作，那就不要回來。”

“如果你不想離開這個國家，我們就立刻終止合同。”

“在這裡，我不能保證你的安全。我的責任和良心，都不想讓你因為我們的工作而進監獄。”

出乎她的意料，許多人選擇離開新聞業，留在俄羅斯。Proekt 本來是一個 20 人左右的團隊。而這一次實施的緊急措施，導致的直接結果，是一半成員就此離開。而對於那些願意繼續去到新國家展開工作的記者，波利娜將她們一個一個送到機場，目送她們上飛機，和她們說再見。

她自己最後一個離開俄羅斯。

“我想現在所有人都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但很多人仍不關心這些事情的重要性。（記者們）有金錢問題、住房問題、辦公室問題……這很重要，因為你是會崩潰的。想想看，在一天之內，從自己的家園，搬到另一片土地，在一個整體上充滿敵意的新聞環境中，這真的極盡艱難。”

“要幫助找到能和她們說話的人，你自己也要和她們說話，注意每個人的心理健康，這一點至關重要。如果你不能儘早設立辦公室（讓大家見面），那最好的辦法，是讓大家先能互相交流起來，你可以把她們安排到一起居住，定期一起吃個早餐。”

當這一切完成後，剩餘的團隊要保證，能夠繼續工作。這是她們離開的目的，是她們要保存和奪回的東西。提前思考，開展業務，努力如常。“因為人力減少，加上諸多動蕩，可以減少調查和新聞，但不能停下來，什麼都不做。”

最後，波利娜給了在場的新聞人一個提示，不要忘記在安全的支付手段下，如“加密貨幣”的手段之下，向你的觀眾和讀者請求捐款和訂閱。

“在俄羅斯，當有人被封殺、或被貼上外國代理人、或“不受歡迎組織”的標籤、或被關進監獄、或遭到警方突襲，人們會用金錢來回應。他們不能大聲說話，但他們會用金錢來回應，這讓你看到你得到了多少支持。這真的很有影響力。它為你提供了精神上和經濟上的支持，在危機時刻，這份支持非常寶貴。”

我被波利娜的演講吸引。越聽波利娜講話，越能感到她帶有某種強大的氣場和說服力——她不是那種只有“大局觀”的人。反而，通過她的講述，你開始理解，她面對着所有記者們要面對的問題。她反覆強調金錢的重要性，強調每個人的心理健康，強調要有緊急預案、儲備資金，強調異國搬遷的媒體組織要對記者展開的多重支持。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這樣的前輩極為罕有。當我面對所有的經濟和安全問題時，總是在獨自應對。

而波利娜一直在強調金錢、關係、心理健康對於移居海外做記者的首要性。在所有這些以後，才是保持工作，保持勇敢，因為那是你離開的目的，也因為“你不會再一次失去你的國家”。也因為“一旦你選擇遷徙，你可能就會永遠遷徙”。

Proekt 團隊就是如此。她們最初是搬到了格魯吉亞，但由於俄羅斯的政治影響，團隊的一些記者在離開格魯吉亞開會或出差以後，便被格魯吉亞當局拒絕再次入境了。波利娜和團隊不得不再一次遷徙，遷徙到歐盟境內。她們沒有停止工作，在俄烏戰爭爆發以後，再一次做出了震撼的調查。

“戰爭以後，我們有了真正有影響力的故事。我們對贊助俄羅斯侵略的俄羅斯寡頭進行了調查，其中一些人最終受到了國際制裁。我想，並不是只有我們找到了這些證據，但我們增加了這些案件的線索和文件，這一切都會出現在國際法庭的證據里。如果你有足夠的耐心和動力，你終究看到結果的，或者……你的孩子會看到。”

隨後的問答環節，於是變得更像是一場記者的集體心理治療。有來自布隆迪、流亡在肯尼亞的記者分享自己流亡和政變的經歷，有來自保加利亞的記者提問……最後，連我這個前記者，也忍不住問了三個問題：關於記者家人的安全問題；關於媒體流亡以後的目標讀者是誰的問題；關於媒體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是準備做永遠的流亡媒體嗎？還是有一天，你和你的媒體，都會回到你的國家？

對前兩個問題，她有非常務實的技術型回答，儘管那些回答並不輕鬆。但在這場危險者聚會的末尾，我只想引用她對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

我們都知道，在目前的情況下， 我們不能回去。

我不知道如何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是的，很多人都會想，我想回家，我可能會在五年內回家吧……但設定一個固定的回家時間，這是一個心理的陷阱。

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打算回去，因為我想在這裡，建立自己的生活，並變得資源豐富、足智多謀。

我將繼續為我們的觀眾、讀者和全世界的俄羅斯人工作。

我們無法預測未來，我們只能做我們的工作。

---

作者鄒思聰，現居德國，自由作者，曾為職業記者，2023年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獎學金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