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嬋：想象力、工具與愛，我從 #GIJC25 得到的

去年11月末，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辦，整整四天的課程與工作坊，富氧環境里暢快聊新聞的興奮感貫穿了始終，人的狀態也隨着快節奏的課程而被調動得高度興奮，每一個時段都要取捨再取捨，與朋友們的聊天總是以“我只有五分鐘（閑聊）”、“你下一場去哪兒？”開場，語速得是平時的好幾倍，好像這樣才能不浪費一分一秒。

深度報道大會的課程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專註調查議題本身的技巧分享：貪腐調查、海洋調查、全球供應鏈、移民……也有許多對記者們所面臨的報道環境的挑戰的回應：流亡媒體的生存、自由職業者接案經驗、編輯部如何募款、法律知識與安全設備的訓練……還有很多工具與技術課程：例如數據新聞、新聞可視化工具、如何運用衛星地圖工具來輔助報道。

一些印象深刻的分享

在《串聯線索，如何在數據匱乏中做報道》（Connecting the Dots: Investigating in Data-Scarce Contexts）中，來自塞爾維亞的女記者 Teodora Curcic 分享了好幾個報道案例，第一個是一項關於塞爾維亞食品價格變化的調查：在塞爾維亞，必要生活品價格長期上漲，但工資和養老金的增長卻停滯，幾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生活成本的變化。

關於塞爾維亞食品價格變化的調查。圖：BBC

政府出台了一些調控措施，總統高興地宣布這些措施是有效的，但公眾卻無法清楚地知道價格究竟如何變化、政策是否真的有效。（這讓我想到很多跟中國經濟有關的選題，我們有對經濟變化的體感，卻無法通過可靠的數據來知道我們的生活正在如何被影響）

面對這一現實，塞爾維亞記者選擇從商業網站抓取政策實施之後的6周內125種產品的每日價格，通過計算跨品牌、跨門店的平均價格，來還原真實的市場變化，而不是被個別促銷或官方口徑所誤導。可以想見這項工作投入時間和精力一定很大，但在數據匱乏的環境里，揭示真實的市場趨勢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個案例是塞爾維亞的殺害女性案的調查。記者分析了2014年至2022年底期間進入司法程序的117起女性被殺案件，發現其中超過一半並未被定性為加重謀殺罪，許多施暴者最終只受到較輕的刑罰。在部分判決中，甚至出現了令人震驚的減刑理由，將暴力行為的部分責任轉移到遇害女性身上。

關於這些案件，在記者介入之前，既不存在官方統計，也缺乏系統性的司法分析，已知數據主要來自媒體報道和民間組織的零散整理，既不完整，也難以相互印證。為此，記者通過信息自由法案申請獲取了相關法院案件文本，並對判決書進行系統性的文本分析，試圖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司法系統究竟是如何理解和處理針對女性的致命暴力的。

這一調查路徑也被擴展到另一類在塞爾維亞同樣長期被忽視、卻高度制度化的問題——產科暴力上。（產科暴力包括孕期和產後立即實施的身體和言語虐待、羞辱、強迫或未經同意的醫療程序、侵犯隱私和保密權、拒絕知情同意和止痛藥物、拒絕入院、分娩期間的疏忽導致本可預防的危及生命的併發症，以及因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而將母親和嬰兒滯留在醫院。）

由於“產科暴力”在法律上並非獨立罪名，相關投訴往往被歸類為醫療事故或醫療過失。醫院並未系統地監測或報告此類事件，許多女性也選擇不提出投訴——通常是出於恐懼、疲憊或認為一切都無濟於事——因此這些案件很少留下書面記錄。

這一項調查《等待正義，一個辜負女性的制度》中，記者同樣通過《信息自由法》(FOIA) 申請，獲取了幾項刑事犯罪相關的法院或檢控案件。由於女性通常會以醫療事故或疏忽等罪名進行舉報，記者還通過產科病房獲取了所有檢查報告，並篩選出涉及嬰兒死亡或分娩期間遭受不當對待的報告，這些是可能表明存在潛在產科暴力的情況。

為了填補數據空白，記者還設計了一份問卷，邀請女性匿名分享她們在醫院的經歷，在收到了超1200份回復之後，她們發現產科暴力的模式具有很高的相關性，也對部分受訪者進行了後續訪談。

性別暴力相關的議題在中國並不陌生，但受限於新聞環境與調查成本，報道往往停留在個案層面。在聆聽這兩個塞爾維亞案例時，我不斷意識到：個案的呈現固然重要，但在大量個案之間識別出制度性的共性傷害，同樣是調查報道不可迴避的任務。

老實講，作為一個在非虛構浪潮下長大的記者，這種針對系統性問題的調查是很陌生的。我當然能理解，近些年，在我們所處的新聞環境中，只提個案而不上升到社會層面，是讓報道得以面世的策略。但作為一個疫情爆發時入行的記者，長期以來在這樣的環境中接受職業訓練，會讓我長成一個再也沒有辦法分析系統性問題的記者。我們總是以為，我們知道一些東西，只是不寫出來而已，但其實不是的，長期在一種審查的環境下做報道，這種隱形的傷害是難以避免的，到最後我們也許什麼都不知道，也會失去分析的能力。對於更年輕的記者和實習生來講，這也會限制大家對新聞可能性的想象，畢竟可見的好報道在不斷減少。

在“調查中國”（Resources on investigating China）的分享里，記者 Eva xiao 分享了她2023年的一項報道 How China is tearing down Islam，這則報道調查了中國範圍內大量的清真寺是如何被改建或拆除的，她使用了百度地圖和高德地圖API功能，以便於查找全國範圍內的清真寺，她還用到了一些公開文件幫助分析政府對清真寺管理的政策轉向。許多她使用的材料看起來並不秘密，例如當地政府的宣傳通稿里和社區通知文件，這讓我想到，當你有明確的線索知道你要調查什麼，也許公開信息並沒有我們想象中的極度匱乏。

金融時報的報道 How china is tearing down Islam 截圖。圖：FT

在全球供應鏈調查里的課堂里，自由撰稿人 Emily Fishbein 介紹了她如何調查中國在緬甸開採稀土的故事，這項調查的背景是：2010年以來，中國日益限制了國內的稀土開採，此後中國公司一直在緬甸邊境開採稀土，中國公司通常與當地商人或武裝當局合作開採，然後通過陸路運輸往中國進行加工，2021年緬甸軍事政變之後，稀土開採進一步擴張。

但是由於稀土礦區高度軍事化，外人很難進入，鏈條上的員工被禁止發布照片或視頻，媒體幾乎不可能接觸到業內的消息源，加之緬甸內戰的背景，緬甸內部的企業披露數據也非常少。

信息少、難以找到公開的數據、難接觸採訪對象、採訪議題也可能是“敏感”的，這好像就是我們面對大多數中國調查選題時候的困境，很多事情，一開始我們就會想，這沒有做下去的可能。但 Emily Fishbein 最終通過大量的研究資料、專家說法、當地記者的實地探訪、以及工人們的 TikTok（工人們很愛發 Tiktok，而且由於工人們並不知道自己在開採什麼，反而會沒有顧忌地發 Tiktok）串聯起了她的報道。

來到 GIJC 之前，一些朋友會跟我說，在這裡，大家聊的新聞業，和我們平時聊的新聞業會不太一樣。這句話的語義很微妙，但在中國做記者的人會理解這句話。一直以來，似乎有一個魔咒在中國記者身上，中國太特殊了，在開源報道課程分分享數據庫的現場，沒有中國的數據；學習如何調查腐敗問題，怎麼可能？和記者們的聚會也彷彿總以嘆息結尾。

但中國是否真的如此特殊？我們是否真的什麼都做不了了？這是最近幾年裡，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不想輕易含糊地面對這個問題。在 GIJC，我一次又一次被記者們的報道打動，不斷得到新的靈感與啟發。記者們的分享只有短短的時間，並不能全然地講述她們報道背後的漫長時間投入與種種困難。記者的工作也很難轉化成簡單的公式學習。但當我看到一個又一個已經落地的報道案例，我會覺得被打開了想象力，如果有一天我要做類似的報道，我至少知道，學習的方向是什麼，我可以朝着這個方向努力。

除了業務的學習，我還在 GIJC 的現場得到了很多的情感連接

我的 GIJC 之旅第一堂課是流亡新聞編輯室，分享嘉賓之一是 Zan Times 的主編 Zahra Nader，許多中國讀者因為正面連接的報道《一個阿富汗女人的來信》知道了 Zan Times，這是一個阿富汗流亡記者創立的獨立媒體，身處境外的編輯與阿富汗國內的自由撰稿人合作，來報道阿富汗國內的真實情況，這樣的編輯部里，每個人都面臨許多的創傷與真實的生活困境。

被問起她們如何與受訪者建立信任的問題，Zahra 說，“有時候，民眾會寧願相信我們，而不是相信一個國家媒體”。

聽到這個回到的瞬間，我想起我也體會過類似的狀況。過去採訪時候常常心虛，擔心聊某個題目很敏感，很不合時宜，擔心被罵間諜，擔心被責怪。但最近兩年，不知道是我們自己越過了紅線，還是整體氣候在變化，在約訪上我反而受挫很少，甚至會遇到有採訪對象跟我說，“（願意接受採訪）因為想支持你們，就像支持那些本就存在不多的獨立書店一樣”。

我甚至在開始處傳播一個“暴論”（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給自己打氣）：可能以前有100個採訪對象是願意講話的，現在可能只有10個甚至5個，但對於個人記者來講，只要找到這5個人就夠我自己忙活很久了的。以前總是學“如何讓採訪對象願意開口”“如何說服、打動人願意接受採訪”，現在我完全改變了策略，找到願意說話的那5個人就好。表達是一種責任。

最近幾年，我很愛聽各種獨立媒體和流亡媒體的生存故事，聽大家如何從零開始建立編輯部？小編輯部有哪些生存困境和生存智慧？如何獲取信任？如何讓記者和編輯活下去？

過去在大型機構媒體工作時，完全不會考慮我們在一個什麼樣的新聞環境里，好像除了採訪和寫作，其他的事情都不需要關心（多麼”天真”的生活！），直到媒體的尺度縮小到沒法工作、稿費下滑、編輯部一間一間關停，才會意識到，有一間可以安心做報道的編輯室，從來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現場的閑聊中，我得知了一個俄羅斯流亡媒體 The New Tab，點進他們的網頁，一則報道很有意思：在俄羅斯，由於一項“意味不明”的“限制外國人代理人書籍 ”的政策，許多圖書館的圖書遭遇了失蹤，民眾故意去圖書館借出有可能會被銷毀的圖書，再報以丟失，這樣才有可能保護那些圖書。圖書管理員們則每天都都收到這樣的詢問：“如果我借了書不還，也就是偷了，會怎麼樣？規定是怎麼規定的？”“你們還有哪些書籍需要銷毀，讓我借走吧！”

The News Tab 關於“外國代理人”所著書籍遭受審查的報道。圖：The News Tab

我立馬就把這篇報道分享給了我的朋友們，多麼熟悉的荒誕故事！我卻像被打開了新世界，荒誕的日常里有很多事情是值得被報道的，而不只是一笑了之，原來我們也可用報道語言來描述荒誕日常。因為這就是這個國家當下正在發生的一部分。

在會場，我還認識了許多緬甸記者，她們通常離開了緬甸，寄居在周圍的某些國家，稿費低到不能想象。一位緬甸記者跟我說，儘管面對戰爭、斷網、極低的收入，但仍然有許多年輕人會選擇成為通訊員，將當地發生的故事寄給流亡的記者，讓 ta 們在相對安全的地區將報道公之於世，如果遇到斷網，通訊員需要奔波幾日，去到有網絡的地方才能發送素材。而這一切都並非出於利益（通常每條素材只有幾塊錢的報酬），而是出於公民的責任。

許許多多的時刻讓我感動，因為少有機會這樣光明正大地談論新聞的責任與意義。

很多交流發生在非正式的環節，因為大會發生在亞洲，得以認識了很多港台和馬來西亞的記者，有一天晚上，馬來西亞的記者帶我們去茨廠街吃飯，同我們介紹local食物，並堅持要請客。不知道為什麼，那一瞬間，我竟然有些羨慕，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大會發生在北京，我想我們也會很開心地同其他國家的記者介紹這裡的一切，可惜自我工作起，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開放年代。

今年，GIJC 的聯合主辦方是當今大馬（Malaysia Kini），這是一間獨立的本地三語媒體。活動結束之後，一堆中港台記者一起約着去參觀了當今大馬的編輯室，也聽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媒體故事。

當今大馬一樓餐廳里有一面“捐贈牆”，站在牆邊，運營長的故事是從華文學校開始講起的，由於華校在馬來西亞特殊的位置，學校一直有學生籌款的傳統，“小有小捐，大有大捐”。

當今大馬成立於1999年，那時候馬來西亞還是半威權國家，編輯部經常被滋擾，警察會來問話，記者會被帶走，警察以調查為名收走電腦。26年後，還有有很多電腦不知道在哪裡。

房東也一直被施壓，編輯部覺得，如果沒有屬於自己的地方，持續運營會很困難。那時候財務狀況還好，民間的支持也很強，於是編輯部決定買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做辦公室。但買房還是很大一筆錢，Ta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募款，以賣磚頭的形式，一塊磚250美金，捐贈人的名字會隨着磚頭被寫上牆。當年的捐贈人很多都是反對派、活動家、普通人，也有化名。運營長說，那時候留名字支持一個被政府視為眼中釘的媒體，也是需要勇氣的。

但運營長要跟我們講的並不是一個籌款故事。

2018年馬來西亞選舉，反對黨陣營贏得大選，是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成立以來，首次實現政黨輪替。換了天地。

運營長在牆上一個個名字指過去，當年捐款的一些人，成了今天國家的部長和副部長們。運營長說，所以我們這家媒體的變化，也見證了這個國家民主化的進程。回來之後，我查了一下牆上的名字，有馬來西亞前總總檢察長 Tommy Thomas，通訊部副部長張念群，房屋及地方部長倪可敏，前外交部長 賽義夫丁阿卜杜拉，他也在通訊和多媒體、業與社會發展部門工作。

運營長跟我們介紹說，當今大馬一直是有立場的，“我們不會假中立”，支持多元、法制（可能記得不太准）。2014年，有一大早上，編輯部的牌子被人潑了紅漆，地上有一袋白米和死鴨子，但後來她們發現那隻鴨子沒有死，只是奄奄一息，她們把鴨子送給一個很愛動物的朋友，取名叫 Kini Duck，鴨子後來又活了十年。她們也一直把被潑紅漆的牌匾留下來，為的就是想告訴別人，我們受過這樣的攻擊。

當今大馬搬家的時候，很多搬家過程中的服務都是各個行業的人贊助的，因為感受到一種大愛、平等和多元，編輯部門口特地設置了一些牌匾感謝這些人，最後一個牌匾是感謝來自孟加拉、印尼、緬甸尼泊爾的工人建造了這個辦公室。

回來之後，我又看了一下過往的報道和資料。GIJN 的一篇報道中提到：2021年，《當今大馬》因藐視法庭罪被處以50萬令吉（約12.2萬美元），罰款不是因為該網站的文章，而是因為讀者在該網站上發表的五條評論。（在總檢察長決定停止起訴一名前高級部長的腐敗行為後，有讀者在評論區對法院的決定進行了抨擊）。高額的罰款令人震驚，團隊成員普遍認為這是一次企圖耗盡他們財力、迫使其倒閉的行為。《當今大馬》再次向讀者求助，僅僅五小時內，讀者捐款就足夠支付罰款，還有結餘可用於法律辯護基金。（真是令人羨慕的公眾支持氛圍！）

我還看到，創始人顏重慶（Steven Gan）在採訪中提到，一些其他媒體的記者們會避開可能無法通過編輯審批或會惹怒政府的選題，轉而交給《當今大馬》的朋友。當《當今大馬》被禁止參加會議時，其他記者會和他們分享錄音。（多麼熟悉的歷史！）

最後

很感謝 GIJN 和 iMEdD 提供了這次獎學金，後者是一個總部位於希臘雅典、為記者提供咨訊、培訓與服務的非政府組織。這一次深度報道大會之前，我還參加了 iMEdD 組織的全天調查報道培訓，收益頗豐。

得知拿到獎學金的時候，還蠻開心的。雖然開心一定是所有獎學金獲得者共同的情緒。如果說有什麼特殊的，是我最近幾年並不在“可見”的主流媒體里工作，大多數時候比較像 Freelancer，以至於在會場，有人看見我的卡牌上寫着“Freelancer”，也會驚呼：作為 Freelancer 拿到獎學金，好棒！

儘管 Freelancer 記者在世界趨勢里越來越顯眼，但在中國的新聞語境里，這確實是一條少有的路徑。中國的新聞採訪資質高度依賴“許可”，單位的資質和記者個人的資質、合法性、“安全的線”。哪怕你可以做到自己不在乎穩定的保障，也會在各種各樣的環節感受到這種阻力，例如自由撰稿的合作單位通常不會把重要的社會新聞選題交給撰稿人、例如一定偶爾也會碰上採訪對象在猶豫受訪時候考慮你的資質問題、例如你大概率拿不到很多重要單位的回應。

我很感謝這份獎學金降臨在一個剛剛好的時機，過去幾年，我花了很長時間去修復自己疫情封控期間的傷痛、工作上的失落與無力，也花了很多力氣探索如何延長自己的職業壽命、盡量不讓自己的職業壽命少受到環境和機構變動的影響。到了此時，我已經非常確定，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報道環境，有哪些困難是我們可以努力克服的，有哪些是不能的，但這並不會動搖我繼續工作的信心。我也開始知道，我需要學習什麼，新的技術和思路會如何打開報道的想象力。

那麼，讓我繼續試試吧！

作者謝嬋 自由記者，關注中國的營商環境、社會民生與審查，她是GIJC25獎學金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