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道精選：女騎手、女司機為何賺得總比男人少？

越來越多女性擔當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但她們賺得總比男人少。《穀雨數據－騰訊新聞》整理了多份研究報告和統計數據，了解在平台系統、現實生活等困境之下，女騎手和女司機如何難以幹得跟男性一樣多，以及即便她們幹得比男性多，也難以獲取較高的收入。

8月11日，江蘇省常州市芳茂山公園的一個涼亭在風雨雷電中坍塌，造成至少6人死亡、10人受傷，受害者大多是來自外地的務工者。事故發生翌日，倒塌涼亭的廢墟已被清理乾淨，但涼亭為何抵擋不住如此常見的天氣狀況，依然未有答案。《三聯生活周刊》採訪了事故親歷者，還原當日事發經過，還向專家了解涼亭一類建築因何久缺施工質量監管。

在中國，被官方稱為“殘疾人”的有超過8500萬人，但他們難以被公眾看見。有殘疾人解釋，他們甚至過不了家門口那條太陡的坡道，而投訴、整改過程太多波折，遑論要上班、上學和走進社會。《澎湃人物》的報道，了解了殘疾人一個卑微的願望——出門。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8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

為什麼女騎手、女司機賺得總比男人少？

出品：穀雨數據－騰訊新聞

圖：互聯網

越來越多的女性擔當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但為什麼女騎手和女司機賺得總比男人少？

從美團研究院的調查數據來看，2020年平台內的女騎手占騎手總數的7.4%。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結果，到2021年，北京的女騎手佔比達到16.21%。2021年滴滴的報告則顯示，自滴滴成立以來，237萬女性司機曾在平台獲得收入。

然而，相比男性，女騎手、女司機的收入相對較低，即便她們付出的努力一點也不少。首先，外賣騎手的收入取決於訂單量，但女騎手很難比男騎手跑得更多，加上梯度計費的方式（即跑單越多，單價越高），跑單更多的男騎手往往單價也更高。研究數據顯示，女騎手最多收到的單價5元以下的訂單（比率約45%），而男騎手的訂單最多集中在5至8元區間，甚至有三成男騎手的單價是在10元以上。

粗看之下，外賣行業遵循多勞多得的原則，女性收入較低是因為她們幹得少。事實是我們必須正視她們面臨的具體問題，以及身處的結構性困境。研究調查顯示，女騎手也有“單王”，即所在站點的當月接單量第一名。不過，研究團隊接觸到的三位女性“單王”騎手，跟大多數女性騎手不同，都比較年輕，年紀在23到26歲，而且都未婚未育。這三位女性“單王”每天平均的勞動時間長達11個小時，比男性“單王”要多1到2個小時；也就是說，女騎手可以幹得跟男騎手一樣多、甚至成為“單王”，前提是她們很年輕、不需要照顧家庭，才能付出更長時間的勞動來換取收入。研究數據顯示，這些年輕女騎手是少數，在全國女性外賣騎手中，七成都是30歲以上、兩成是40歲以上。

那麼，為什麼仍然有越來越多女性投身外賣和網約車行業呢？聯合國婦女署的數據顯示，無償勞動在中國女性中非常普遍。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明顯更有可能選擇靈活就業，利用碎片化時間從事靈活的工作。對於一些女性來說，雖然她們送外賣、開網約車時遇到過很多系統困境，但因為能同時滿足照顧家人、獲取收入的現實需要，甚至可以帶來一些和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依然算得上“當下少有的較優選擇”。

公園涼亭坍塌致6死10傷：倒在風雨中的外地務工者

出品：三聯生活周刊

涼亭坍塌後的現場。圖：受訪者提供

8月11日，江蘇省常州市這一天十分悶熱，一整天都是那種要下雨又沒下雨的感覺。晚飯後，鄭心琴跟大兒子孫俊晧騎着電動車去往芳茂山公園，鄭心琴想趁閑暇帶外地念大學、暑假過來短聚的兒子到處轉轉。芳茂山公園是橫山橋鎮最大的濕地公園，圍湖而建，佔地350畝，去年11月才開園。母子兩人從西側入口入園，很多飯後散步的人，三三兩兩結伴，帶着孩子，十分熱鬧。

母子繞湖走了半圈，此時開始起風。孫俊皓說：“走吧，要下雨了。”兩人繞到公園西南角，出去要經過石橋上的涼亭。剛走過涼亭30多米，大顆雨滴開始飄落，砸在身上冰涼。因為擔心感冒，母子兩人又跑回了涼亭，涼亭當時已經聚集了20多人。孫俊皓站在東北角，靠近橋面欄杆，母親在他左後方半米的位置。

十來分鐘後，雨勢漸小，孫俊皓給父親打了視頻電話，說再等一會兒就走。可突然風雨又大了，伴隨着閃電，一會在東邊，一會在西邊，感覺就是老圍着涼亭閃。就在這時，亭頂“咔擦”一聲脆響，“有點像木頭斷裂的聲音”，亭內燈一下滅了，隨即傳出“轟隆”巨響。亭子坍塌，巨大蓋有琉璃瓦的木質屋頂卻十分完整，像鍋蓋一樣蓋在人們身上，裂開的木頭像刺一樣伸出去，破裂的瓦片像碎掉的碗一樣鋒利。

只有五個人在亭子坍塌前一瞬間跑得出來。廢墟上，孫俊皓以粗啞的哭聲喊着“阿媽、阿媽”。亭子往西南方向坍塌，剛好在他腳下空出鍋蓋那麼大一片地方，母親卻已倒在他腳下，蜷縮着，半個身體壓在亭子底下。直到9點半左右，鄭心琴被送到常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接近凌晨3點，醫生告訴家屬，鄭心琴被有搶救過來。連同鄭心琴，這次事故至少造成6人死亡、10人受傷，受害者多來自外地，在常州務工，芳茂山公園是他們務工之外，為數不多的能夠消遣逗留的地方。

事故發生翌日，倒塌涼亭的廢墟已被清理乾淨，原來涼亭所在的橋面用雨布蓋了起來，彩鋼圍起一圈。國家一級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陳宇（化名）告訴《三聯生活周刊》，由於涼亭不住人，屬於建構物而非建築物，在實際施工時通常交由景觀園林公司負責，他們再分包給小型承包單位。涼亭這類單體建築面積小於5000平方米的新建建築，毋需進行施工圖審查。缺乏監管之下，包工頭可能隨便找七、八個工人就能開工，出於成本考量更會偷工減料，“很多公園涼亭開裂、沉降十分嚴重”。

出門的權利

出品：澎湃人物

門前的坡道。圖：受訪者提供

張辰，25歲，大學本科學歷，正在北京海淀區中關村一家互聯網外企實習，等待一個轉正名額。在中國，姓張的有超過9500萬人。

與此同時，張辰是一名腓骨肌萎縮症患者，自幼生病，日常完全依靠輪椅出行。在中國，被官方稱為“殘疾人”的有超過8500萬人。

如果將生活中遇見各種特質的人視為一種隨機事件，按照統計學的大數定律，遇見19名姓張的人跟遇見17名殘疾人的概率是一樣的。那麼，為何我們經常能遇見姓張的人，卻甚少遇見殘疾人？殘疾人到底在哪兒？

張辰的回答是：摔倒在坡道上。由於家門前的坡道太陡了，遠遠超過了國際標準，張辰每次坐輪椅下坡，都會“像溜冰從山上滾下去”。他曾經兩次重重地摔倒在地。

過不了家門前的坡道，就無法出門通行。張辰聯繫過街道殘聯、社區、12345（政務服務便民熱線）⋯⋯至今，他維權即將滿一年，坡道的改造依然因法理和觀念問題而陷入僵局。8月底，張辰住處的租約就將到期，他不知道還能不能續租。

對於張辰這樣嚴重的肢體殘疾青年而言，坡道是與社會連接的第一座弔橋。沒有這座弔橋時，他曾無數次像現在這樣卡在家門前，望着學校食堂、教學樓等公共場所築在階梯上的大門，宛如望着天塹。他想要的，不過是“出門”的權利。

哲學家朱銳的人生最後一課

出品：剝洋蔥 people

2024年春季課堂上，朱銳在講課。圖：受訪者提供

6月初，春季學期的課程收尾，中國人民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跨學科交叉平台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朱銳教授說，最後一節課不要講太沉重的東西，於是從康德談起。

2022年下半年，朱銳確診直腸癌，此後一年因輾轉治療而沒有開課。2023年秋天，他久違地回到課堂，一周一次給本科生講課，上學期講“形而上學的恐懼”，下學期講神經美學。起初，這門課主要是哲學院內的本科生在聽，教室仍有空座。今年春天，朱銳的碩士生可欣在社交平台上發帖，記錄朱銳的課堂片段，標題是“因為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帖子獲得近三萬點贊。此後，課堂“盛況空前”。階梯教室塞進了一百多人，甚至有一排人坐在教室外的走廊聽課。學生們還建了一個線上聽課群，每周直播課堂。到學期末，群里加了近三百人。

最後這一堂課接近尾聲，朱銳總結，個人的生命與宇宙之類的普遍原則間有一種辯證關係，“不管普遍原則多麼浩大，它總有小的一面，私人的一面”。 他強調個人生命的體驗，“要相信你自己的渺小，但不要感到卑微”。

而後他說，他累了：“謝謝大家，到此為止。” 他支撐雙手，有一個小小停頓，再站起身。之前的一堂課上，他提過，作為病人，操控身體是很難的：“比如起床，短則兩分鐘，長則半小時。我要籌劃，手、胳膊、上身先動，再動哪個腳⋯⋯”

打鈴了，最後一節課結束。學生可欣委婉地問朱銳，今天身體怎麼樣？他顯得有點高興：“我跟你說，非常驚險！我今天來這裡前忘記吃止痛藥了，但居然沒那麼疼（…）但是晚上回去還是要吃藥的，否則會疼得睡不着覺。”

這堂課上，朱銳的所有碩博生都在場。當天中午，大家約着給一位即將畢業的學長餞行，朱銳沒有來，但給了經費，讓大家找一個“時尚又高檔的餐廳”。可欣說，這是老師的身體已實難支撐。

8月1日，人民大學哲學院發布訃告——哲學院“傑出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跨學科交叉平台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朱銳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當日下午13時15分在北京逝世。當晚，朱銳的一位學生在朋友圈裡寫下柏拉圖的詩：“我的星你在望着群星。我願意變作天空，好得千萬隻眼睛來望着你。”

19歲大學生兼職騎手，消失在外牆磚下

出品：極晝工作室

圖：互聯網

鄧少雄（化名）原來是一名19歲的學生，在西南林業大學計算機專業讀完大一，趁暑假兼職騎手賺錢，減輕同為外賣員的父母的負擔。8月2日傍晚，昆明市區剛停雨，鄧少雄送完海倫先生小區1棟的外賣，走出大堂門口3米左右，被從4層落下的外牆磚砸中身亡。

在兒子送外賣前，老鄧把經驗都教給他，“第一就是遵守交通規則，第二是新手不能同時接超過三個訂單，這樣才有比較寬裕的時間送餐”。老鄧也送過海倫先生小區，從西北側的門進入，有一條電動車和機動車都可以走的斜坡，爬上坡道左拐，電動車會停在1棟寫字樓大堂的入口，那裡就是兒子這次出事的位置。老鄧每次都進出匆忙，沒想過這裡會有風險。

小區業主梁小清（化名）提到，她早在去年遇到過類似的牆磚掉落事故——當日，她和兒子一起去自己開辦的幼兒園上班，兩人剛走到西側入口，1棟樓一排外牆飾磚砸落在他們身後。梁小清看到，入口外的樓梯台階被砸出了小坑，立即喊來物業清理，要求他們把牆上剩餘的裝飾磚都拆下來，希望能消除風險。

反映問題之後，梁小清記得物業只清走了幼兒園門前的碎磚塊，再派人用竹竿敲了敲剩餘的外牆裝飾磚，說是不存在安全問題。拆除的事沒了下文，梁小清也逐漸忘了那次事故，直到這次有外賣員被砸身亡，而且還是發生在1棟，她再去仔細數過：“外牆磚是從四層左右脫落的。”

有業主翻出群里的聊天記錄，發現最早在2020年3月已曾發生“外牆磚”事故，物業管理人員當時在群里通報過1棟寫字樓的外掛石材脫落。業主根據聊天記錄的關鍵詞統計，2020年至今，1棟外牆磚掉落過三次，2棟掉落過三次，3棟也掉落過一次。

外賣員出事之前，小區業主最後一次提醒物業處理安全問題是在7月27日。當日，一位業主注意到小區公寓樓的牆上再次出現裂縫，大於一塊磚的厚度，於是在業主群發了消息：“3棟樓下快遞站的磚塊，說了一年了，裂得都肉眼可見的斜了！”物業當時回復，說7月29日會展開大檢查。

鄧少雄去世後，老鄧穿着他買的那件外套，去海倫先生小區找過物業。有業主一直想聯繫老鄧一家，要把關於物業不作為的證據提供給他們，但老鄧不願再有更多麻煩，覺得善後的事已經十分吃力，外賣公司那邊的處理還未解決。

從家中偷走一個11歲女孩

出品：正面連接

插畫：陳禹

這是一起複雜但重要的案件。在司法視角中，案情是這樣的：2021年2月，11歲的陳玥（化名）由一名13歲女孩介紹給一名17歲男子，陳玥被性侵。一個月後，她再由一名12歲女孩介紹給一名31歲男子，陳玥再次被性侵。半年後，陳玥遭遇的侵害升級為強迫賣淫。兩年後，13歲的陳玥兩度進入賣淫團伙，並且涉嫌多次暴力侵害他人。

2024年3月，《正面連接》作者洪蔚琳來到河南省鄭州市，在市區西北部靠近陳玥家的一個酒店房間，見到了14歲的陳玥，還跟她一起待了三周。她還見到了陳玥的母親張靜（化名）——張靜很忙，她正在為女兒奔走維權。洪蔚琳和她一起去了三個派出所，因為三個案子分屬不同的派出所。

在當地一周後，洪蔚琳見到了另一個14歲的涉案女孩小雨、她的母親，還有16歲涉案女孩安安的母親。在洪的印象里，兩個同齡女孩的言談舉止頗為相似，而安安母親口中的女兒就像陳玥的複製粘貼版本。她們都提到女孩們在“圈子”里玩——“圈子”是一個由至少十餘名輟學未成年人組成的小世界，他們會相約打遊戲、唱 KTV、吃飯、戀愛、偷電動車，也不時發生暴力、性侵和相互出賣。陳玥在11歲那一年來到了這個平行世界，目睹身邊女孩們也被喜歡的男孩侵犯，也偶爾被打一頓，或者被姐妹出賣給陌生人發生關係。在“圈子”里，這些遭遇被形容為“倒霉”。“倒霉”過後，女孩們哭泣、紋身、拿小刀劃自己，然後帶上滿不在乎的表情繼續在“圈子”里生活。兩年里，三位母親前赴後繼想“撈出”女兒，做出了基於各自理解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比起母親的影響力，女孩們更感到自己是在圈子裡被“朋友”陪伴成長和互相養育的。

為了補充信息和交叉印證，洪蔚琳還拜訪過陳玥的父親、哥哥、17歲男友阿哲、“圈子”里的好友小皓，甚至一名試圖向陳玥購買性服務的嫖客。

經過五個月的採訪和調查，洪蔚琳的報道成形。在她的記錄中，故事是這樣的：在當下，惡意如何通過互聯網接觸一個家裡的孩子，施以傷害（期間家長毫無感知），從家中偷走孩子，送進成人犯罪世界（期間家長回天乏術），直至孩子也成為一個釋放惡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