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伊藤詩織：我是如何完成《黑箱日記》的？

在《黑箱日記》（Black Box Diaries）的開場場景中，伊藤詩織對着攝像機在視頻日記中說：“我有機會說出被忽視的真相。”這預示了她在這部獲奧斯卡提名紀錄片中採用的敘事風格，將鏡頭對準自己，調查性侵她的男子。

2015年4月，25歲的湯森路透實習生伊藤詩織與東京廣播系統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共進晚餐，討論工作機會。在紀錄片中，伊藤回憶自己在用餐期間突然感到不適，對那晚的事情毫無記憶，只記得幾小時後在酒店房間醒來時，山口正在性侵她。兩年後，伊藤公開了這起性侵事件，卻遭到詆毀和反彈，只有少數同事表示支持，僅有一家媒體報道了這個故事。

在接下來的五年里，伊藤試圖拼湊那晚發生的事情，並讓強姦犯承擔責任。通過視頻日記、閉路電視錄像和電話錄音，她在這部近兩小時的紀錄片中講述了這段創傷經歷。

“在這個故事中，我既是記者又是受害者。正因如此，我多次質疑自己調查自己案件是否妥當，”伊藤說。

2019年，伊藤贏得了對山口的訴訟，法院認定他對性侵負有責任，儘管他否認指控。法院還駁回了山口提出的誹謗反訴。三年後，日本最高法院維持了高等法院的裁決，認定發生了未經同意的性行為，並命令山口向她支付超過3萬美元的賠償金。

伊藤詩織於2025年2月在紐約發言。圖：Think Film Impact Production 提供

這部尚未在日本公映的電影在全球引起了共鳴。在第69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前夕，日本協會在紐約市舉辦了招待會，彙集政策制定者、記者和專家，討論該片呼籲追究肇事者責任並支持性暴力受害者的行動。

“我們希望這部電影能在美國幫助追究社會各方面發生的腐敗和濫用權力行為，”MTV紀錄片公司的 Meredith Goldberg-Morse 說。“這也是關於賦能下一代女性記者，使這些故事能夠繼續被講述。”

根據2017年的調查，日本只有4%的性侵案件被報告給當局。警方最初對伊藤的案件不以為然，在經歷了屈辱的報案過程——包括在警察面前用真人大小的人偶重演被強姦場景——後，她決定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就在那時，她意識到必須深入調查，提供儘可能多的證據來證明山口那晚對她所做的事。她的調查催生了獲獎回憶錄《黑箱：日本之恥》，隨後又拍攝了這部紀錄片。伊藤向 GIJN 講述了她的調查過程。

記者即主角

對伊藤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以用倖存者、記者和導演的三重身份進行調查。她一直在與傳統“客觀新聞”原則和作為影片主角的身份之間的張力作鬥爭。“有時候因為你是主角，你是最親近事件的人，這反而是一種優勢，”伊藤說。

但伊藤也承認，將自己的創傷公開展示，而非作為故事的中立第三方，這讓她極度脆弱。影片中有幾個場景展示了這種脆弱，包括她閱讀仇恨郵件的時刻，以及在法庭外有人對她大喊侮辱性稱呼的場景。

經過八年艱苦的製作過程，伊藤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想回歸新聞業。“我一直在和記者朋友交流，我們認為確實需要更多個人視角的新聞報道，”伊藤解釋道。“尤其是在當今世界，我們需要更多個人視角的調查報道，否則誰會去做呢？還有誰能做呢？”

合作的重要性

在製作紀錄片時，合作是伊藤調查過程的關鍵。“你需要合作者來編輯，”她說。“編輯有完全客觀的第三隻眼，這非常有幫助。”

對於從事高風險調查的記者來說，伊藤強調合作更加至關重要。面對日本社會的冷漠，她說”國際支持是這部紀錄片的生命線”。

她還強調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故事挑戰當地或文化禁忌的情況下。在《黑箱日記》中，伊藤不斷與日本和倫敦（她被迫遷居的地方）的其他記者、編輯和製片人交流和諮詢。“當某些話題在你的國家難以討論時，一定要尋找可能的國際合作者，”她說。

記錄一切

在整個過程中，記錄一切都很重要，即使是困難的場景，包括收集她最脆弱時刻的鏡頭。

“當你處理創傷時，你會忘記很多事情，所以一定要記錄周圍發生的一切，”伊藤解釋道。在紀錄片中，我們看到她錄下了與調查人員和官員的幾次對話，錄音設備常常藏在她的衣服里。沒有這些詳盡的記錄，伊藤認為她不可能寫出那本書或製作這部電影。

在一個場景中，伊藤和其他製片人追蹤到駁回她案件的警察局長中村格，試圖在他家外面攔住他。雖然中村開車離開了，但伊藤敲打他車窗試圖獲得答案的鏡頭，有力地證明了記者不懈尋求真相併讓公職人員負責的決心。

“因為我們有新聞背景，我們從不停止記錄，從不停止提問，”伊藤回顧那一刻時說。然而，影片中使用的一些錄音也給她帶來了法律挑戰，她的前律師指責她未經消息來源許可使用鏡頭和錄音。

據《日本時報》報道，2月20日，伊藤發表聲明，為在紀錄片中未經許可展示某些人而道歉。她還提到將發布新版本的電影，其中一些消息來源將不可識別。

不同的媒介表達方式

當伊藤在2017年出版關於性侵的回憶錄時，許多人說她的經歷幫助引發了日本的 #MeToo 運動。但對伊藤來說，寫書是一段孤獨的旅程，她回憶了最終迫使她離開日本的騷擾。然而，製作電影的合作過程使這段旅程更加可以忍受，尤其是在國際製片人的支持下。

最初，她試圖尋找願意講述她故事的日本記者，但遭到了他們編輯的阻撓，這些編輯主要擔心山口（時任首相安倍晉三的朋友）的報復。通過自己導演電影，她感到對製作和編輯過程有了更多的主導權。她追求視覺講述的目標是讓人們能夠切身體驗這個故事。

“有些事情很難用文字表達，只能通過紀錄片呈現出來，”她指出。伊藤鼓勵其他倖存者使用他們最舒適的講述媒介，但要靈活探索其他報道形式。

隨着《黑箱日記》衝擊奧斯卡，人權組織正在強調這部電影的及時性。“這部電影突顯了為什麼存在這麼多障礙……為什麼在工作場所舉報性虐待面臨挑戰，”人權觀察的 Minky Worden 說。“在女性權利方面，我們正在倒退。所以，這部電影現在非常重要。”

到目前為止，伊藤的報道已經推動了一些政策轉變。2023年，日本將性同意年齡從13歲提高到16歲，並將強姦的定義從“強制性性交”擴大為“非自願性性交”。現在的法律包括了因酒精或藥物而受損的受害者，被權威人士脅迫的受害者，以及因震驚狀態而無法表達拒絕的受害者。

在《黑箱日記》的最後一幕，是伊藤和一位朋友在車裡，唱着 Gloria Gaynor 的《我會活下去》（I Will Survive）。雖然她的情緒很快從興奮轉為悲傷，在座位上蜷縮起來，但她說製作這部紀錄片本身就是一種反抗。

“我想鼓勵其他倖存者用自己的語言講述他們的故事，因為這非常有力量，”她說。“擁有你的故事，成為講述自己故事的人。”

Ngozi Monica Cole 是來自塞拉利昂的作家和記者。她曾為《新人道主義》、《大陸》、《揭露》等媒體撰寫報道。她的工作得到了普利策中心和FRIDA(青年女權主義基金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