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騷擾、低薪與職場霸凌？女性媒體人的工作指南

在職業生涯早期，商業與調查記者鄭嘉如（Selina Cheng）曾獲得難得的機會，接觸到了多位指控貝伊·洛根（Bey Logan）虐待的女性。貝伊·洛根是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合伙人及前高管，而韋恩斯坦這位好萊塢製片人因多項性侵罪名成立已被判入獄。

倖存者們向鄭嘉如敞開心扉，透露了隱私細節，這些證據支撐起了一項強有力的調查報道，但鄭嘉如也為此付出了個人代價——她遭到了處於故事風暴中心的韋恩斯坦合伙人洛根的憤怒反擊。

鄭嘉如說，2019年，也就是調查結束兩年後，洛根給她打電話，對她進行痛斥、辱罵和爆粗口。

“他一感到憤怒就會給我發東西。我不知道他是喝醉了還是怎麼回事，”鄭嘉如在第14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GIJC25）的一場小組討論中說道，這場小組討論重點探討了女性記者面臨的特殊風險與危險。

對於女性調查記者而言，這種騷擾和攻擊尤為常見。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IWMF）的一項研究表明，針對記者的線上和線下風險正在增加，並且不成比例地影響着女性、有色人種或性少數群體（LGBTQIA+）記者。

這些事件的發生率高得驚人，且影響深遠。據估計，70%的女性記者曾遭遇某種形式的騷擾、威脅或攻擊。約三分之一的人因此類攻擊和威脅曾考慮過離開這一行業。

風險萬千

女性記者除了騷擾和恐嚇等威脅之外，還存在一些較少被討論的風險，例如爭取同工同酬，或是在以年長男性同事為主的新聞編輯室中確立自己的地位。這些挑戰很少孤立發生。它們相互交織、層層疊加，並且往往跨越國界和報道領域的界限。

在 GIJC25 的這場討論會上，與鄭嘉如一同出席的還有：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道項目（OCCRP）的調查記者兼研究員德拉加娜·佩喬（Dragana Pećo）；《科摩羅國家雜誌》（National Magazine Comores）聯合創始人哈雅特·阿卜杜（Hayatte Abdou）；“贏得戰爭的女性”（Women Who Won the War）創始人兼編輯梅伊斯·卡特（Mais Katt）；以及“敬請知悉”（Fiquem Sabendo）的戰略主管泰伊絲·塞布特（Taís Seibt）。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德語編輯、獨立調查記者莎拉·烏爾里希（Sarah Ulrich）主持了會議。

小組成員的經歷不僅揭示了某些挑戰的普遍性，也展示了她們為確保安全並堅持報道而制定出的創造性應對策略。

大膽發聲，尋求支持

塞爾維亞調查記者佩喬講述了幾年前發現公寓被翻得底朝天的恐怖經歷。當時並沒有任何東西失竊——這種侵犯僅僅是一種心理戰術，提醒她私人領地隨時可能被攻破。

佩喬參與創建了關注腐敗和有組織犯罪的獨立數字新聞編輯室KRIK，並參與了包括“巴拿馬文件”和“潘多拉文件”在內的多項備受矚目的調查。

這並非她遭遇的第一次恐嚇企圖。佩喬和她的團隊此前已經歷過抹黑行動、被監視（對方“完全知道我們在辦公室里談論的內容”），甚至收到過威脅要把她和同事“拉去排隊槍斃”的信息。

佩喬沒有退縮，而是採取了戰略性的公開反擊——她不僅詳細披露了入室事件，還曝光了針對她所在新聞編輯室的一系列騷擾行為。

“我想讓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以為這樣就能阻止我做報道，那就打錯算盤了。如果你想玩這個遊戲，那規則得由我來定，”她說。她補充道，正是同事們的幫助和支持讓她有了底氣，不再感到孤立無援。

公開此事帶來了雙重保護：一是引來了其他媒體權利組織的國際關注，二是獲得了捐贈者的大量資金支持，這些捐贈者意識到這些攻擊意在讓監督報道噤聲。

用數據爭取公平薪酬

在全球範圍內，女性的平均收入仍比男性低近20%。根據國際記者聯合會的數據，新聞業的性別薪酬差距在各大洲、不同規模的新聞編輯室和報道領域普遍存在。

當試用期結束卻未獲得加薪時，老闆向鄭嘉如保證，她的薪水並不比任何同事低。鄭嘉如沒有直接爭辯，而是自己做了一份績效評估，她列出了自己最重要的報道，附上了每篇報道的內部頁面瀏覽量數據，並粘貼了其他轉載或提及她報道的刊物鏈接。最終，她獲得了加薪。

建立社群，提升可見度

路透社研究所2025年的一項研究揭示了新聞編輯室領導層中性別差異的頑固性。該研究分析了12個國家的240家主要線上和線下新聞機構。在這些機構中，女性僅占高層編輯的27%，儘管在這些國家中女性約佔記者總數的40%。令人震驚的是，在每一個被研究的市場中，即使是那些女性從業者人數超過男性的市場，男性依然主導着高級編輯職位。數據顯示，這種頑固的領導層差距繼續影響着新聞編輯室的文化、優先事項和機會分配。

“敬請知悉”的戰略主管泰伊絲·塞布特正積極致力於從基層開始改變這一狀況。她特意邀請女性演講者進入她的大學新聞課堂，因為她相信，看到女性領導調查項目有助於學生想象自己也能擔任這些角色。

“我相信社群的力量，相信可見度的力量，”她說。“這貢獻雖小，但很重要。”

在教授未來記者的十年里，她見證了這種代表性如何重塑自信和抱負。在課堂之外，她專門為年輕女性設立了獎學金，提供報道、設計和安全研究方法的培訓。她說，在2024年的8位研究員中，有一半入圍了巴西主要的調查新聞獎項。

將休息視為必需品

同時擔任香港記協主席的鄭嘉如，描述了在壓抑環境中進行報道的煎熬，這種威脅可能持續數月、數年甚至數十年。為了身心重置，她組織徒步旅行、海灘日，以及包括烹飪之夜和讀書會在內的非正式俱樂部活動。

她解釋說，放鬆身心、暫時遠離無休止的新聞周期帶來的快樂能增強耐力：“人們需要娛樂……這樣他們才能堅持得更久。”她補充道，快樂不是奢侈品，而是防止因職業倦怠而離職的必需品。

建立全球女性主義網絡

威權主義的打壓不會止步於國界，記者的支持系統也不應止步於此。演講嘉賓及現場聽眾呼籲建立跨國界的女性聯繫網絡，以便對那些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的新聞自由威脅（例如塔利班在阿富汗對女性的抹殺）施加集體的全球壓力，而非僅僅是孤立的憤怒。

GIJN 的女性調查網絡（Women Investigative Network）及包括“贏得戰爭的女性”在內的組織，正在為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女性提供培訓、指導和倡導。小組成員和聽眾呼籲通過更多的郵件列表、聚會、資源共享，甚至會議期間的非正式“咖啡閑聊”來擴展這些模式。當女性記者團結起來時，威權體制就會失去其最強有力的策略之一——讓我們誤以為自己是孤立無援的。

更多建議與應對策略

小組討論期間分享的其他建議包括：

• 如果你擁有權力和影響力，請利用它為其他女性和邊緣化記者騰出空間並創造機會。 提供你擁有的資源，投資於我們自己，也投資於彼此。
• 識別並感謝男性盟友。
• 給男性記者的建議： 幾位小組成員描述了支持她們的男同事是如何通過提供機會、指導，或提出簡單卻關鍵的問題（如“你需要什麼？”和“我能怎麼支持你？”）來悄然幫助她們職業發展的。
  
• 通過培訓和能力建設投資自己。了解自身價值是主張自身價值的本質。

《科摩羅國家雜誌》聯合創始人哈雅特·阿卜杜說，一位澳大利亞男同事定期詢問她的近況，並幫她聯繫全球調查團隊：“如果說今天的我是一名調查記者，那是因為有他的幫助。”真正的盟友會放大女性的聲音，而不是遮蔽她們的光芒。

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已為女性、女性身份認同者及非二元性別記者彙編了一份綜合指南，旨在幫助她們應對騷擾、歧視及對抗孤立感。這些資源包括關於如何與同行建立聯繫、尋求支持及維護自身權利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