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墨西哥調查記者奧索爾諾：我追求的，是沉浸其中的報道狀態

認識迭戈·恩里克·奧索爾諾（Diego Enrique Osorno）的人都會告訴你，他是個永不停歇的人。剛剛採訪完一位大毒梟，他轉身就踏上了橫渡大西洋的航程；花一個月報道毒品戰爭之後，他又用七個月調查託兒所的致命大火；一部關於詩人失蹤的紀錄片剛拍完，緊接着又是一部關於總統候選人遇刺的系列片。在他筆下，無論是聾啞的移民，還是全球首富，都同樣值得被書寫。

奧索爾諾一直沒有停歇。他寫了十幾本書，編劇或執導了多部紀錄片，還進行了無數次的調查報道，講述墨西哥和他出生的城市蒙特雷發生的故事。

作為一名屢獲殊榮的記者，他不僅記錄了毒品戰爭的暴力和墨西哥政府最惡劣的行徑，也記錄了人們的反抗、才華與勇氣。他總能獲得前所未有的採訪機會，這意味着他的報道能夠同時涵蓋權勢階層與受害者，以及兩者之間所有微妙的層次。

他的新書《山中》（En la montaña）榮獲了2023年 Anagrama 非虛構長篇及敘事特稿獎。在拍攝最新項目期間，他接受了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採訪。

GIJN: 您在1999年結識了詩人薩穆埃爾·諾約拉（Samuel Noyola），20年後又為他的失蹤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您從年少時就開始關注薩帕塔運動，如今它又成為您最新著作的核心內容。是否存在一些您始終無法放下的主題？

迭戈·恩里克·奧索爾諾（以下簡稱 DEO）：我的青春期是在1990年代度過的。在那十年里，隨着冷戰結束，墨西哥乃至全世界都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在我人生的那個階段，也是我們國家那個特殊的時刻，我面臨著許多衝突、困境、抉擇和揮之不去的“幽靈”。作為一名記者，我們的工作就是關注當下，因此我一直致力於理解現在。但我始終將那個十年里出現的種種問題，作為理解當下困境的指南針與參照。

奧索爾諾曾撰寫多部著作，內容涉及錫那羅亞與澤塔販毒集團、一位勇敢抵抗販毒集團強行奪地的富有地主，以及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等主題。受訪者供圖

GIJN： 隨着時間的推移，您運用了不同的工具來報道這些故事。從早期對詩歌的熱情，到學習“crónica”（長篇敘事報道）的寫作技巧，再到您在紀錄片製作方面的大量工作。您是如何選擇這些不同敘事方式的？

DEO: 我想我是一個失意的詩人，而新聞工作讓我保持了理智，給了我一片可以耕耘的土地，一個可以探索的空間。我對調查性報道，尤其是“crónica”，特別感興趣。對我來說，它意味着不僅能深入探究事實和事件本身，還能挖掘這些事實背後的意義與超越性。我感興趣的是，而且我也認為特稿寫作始終要求的，是從調查轉向沉浸。在開口和動筆之前，我總是努力地多聽、多看。我也喜歡“crónica”的視聽形式，也就是紀錄片。視聽世界有另一套語法，即圖像的語法。對我而言，它是一種對話，一種探索，其靈感來源於現實中那些對我至關重要、讓我痛苦、也讓我感動的事情。

GIJN： 您的訪談描繪了處於社會兩個極端的人物，從您的叔叔——一位名叫赫羅尼莫·岡薩雷斯·加爾薩（Gerónimo González Garza）的聾啞移民，到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在刻畫這些人物時，您尋求的是什麼？您如何選擇他們？

DEO： 在面對這些採訪對象時，總有一種鏡像效應，尤其是在我寫人物特稿或傳記的時候。就我叔叔而言，寫他的故事，意味着講述一個教會我了解鄉村、了解土地的人的故事，也在某種程度上，讓我與墨西哥東北部達成了和解。我來自蒙特雷，這是墨西哥北部的一座城市，深受得州文化影響。我們就像狂野的得州人。那種文化總讓我的內心充滿矛盾，但在寫完我叔叔的故事後，我理解了許多伴我成長的文化特質。無論我如何否認，我的大部分作品都與蒙特雷有關。我拍了那部關於薩穆埃爾·諾約拉的紀錄片，他或許是蒙特雷最重要的詩人；我寫過一個叫阿萊霍·加爾薩·塔梅斯（Alejo Garza Tamez）的牧場主的故事，他在毒品戰爭中誓死保衛自己的財產；我寫的關於“澤塔斯”和“錫那羅亞”販毒集團的書中，也有好幾章與此相關。就像我總是重返1990年代一樣，我也總是重返墨西哥東北部。這就是我叔叔的故事帶給我的。

至於卡洛斯·斯利姆，我是在報道了2006年瓦哈卡人民大會反對州政府的起義之後，才開始着手為他寫傳記的。同年，我還目睹了聯邦、州和市的武裝力量在聖薩爾瓦多阿騰科鎮的殘酷鎮壓，警察在那裡強姦了許多女性。我還跟進了帕斯塔德孔喬斯的礦難危機（65名礦工遇難），以及在拉薩羅·卡德納斯、弗雷斯尼洛和卡納內阿等地的抗議活動。

2006年是劇變之年，這引發了我的思考：在我親眼所見、親身經歷、親筆記錄的這個國家，怎麼可能同時存在着世界首富？就在那時，2007年，斯利姆首次被《福布斯》雜誌評為世界首富。這種衝突深深地刺痛了我，我發現關於他的信息少之又少。這本傳記就始於這種思想上的交鋒。我總是試圖將不同的人物、思想和立場並列呈現。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意識到，拉丁美洲的新聞報道在描繪不公和不平等的社會時非常有力，卻很少能成功接觸到精英階層。這便是我開始報道斯利姆的起點。

GIJN：您曾說過，在採訪難以接觸的人物時，比如大毒梟“馬約”·桑巴達（Mayo Zambada），記者必須讓自己沉浸其中。您能談談這個過程嗎？

DEO：要實現這種沉浸，你必須先介紹自己，說明你是誰，以及你對這次會面有何期待。這是我在所有互動中都會做的事。當我接觸某人時，我會告訴他們：我來找你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我有這個困惑，我想理解這個問題。我會坦率地講出我對他們的疑問，並且努力保持尊重，即使面對的是我持強烈批判態度的人。我採訪過殺人犯，採訪過那些讓別人人間蒸發的人，他們讓我怒火中燒。即便如此，如果那個人願意分享一些對我來說有意義的經歷，那麼我就必須保持尊重——不是對他們陳述的事實版本保持尊重，而至少是在會面期間保持尊重。

在極端情況下，比如我與“馬約”·桑巴達的交談，這不僅是為了建立共識、實現我所尋求的沉浸感，更是出於安全考慮。在那次會面之前，我所有的溝通都是通過第三方進行的。那是一個黑手黨的世界，一個陰影中的世界，那裡的一切未必都像表面看到的那樣。所以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當桑巴達和我見面時，他能親耳聽到我是誰，而不是只聽信別人的轉述。我要告訴他，我不是為了錢而來，除了想要理解事實之外，我沒有任何別的企圖。在那個基礎上建立一種對話關係，不是將對方客體化，而是兩個主體之間的交談。一個主體想要理解某件事，而另一方可以幫助他做到這一點。

GIJN：您記述了過去幾十年來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與悲劇，以及毒品戰爭的方方面面。每一段故事都伴隨着痛苦與複雜，您是如何賦予它們各自獨特的面貌的？

DEO：我努力踐行的新聞報道，是一種不僅調查，而且沉浸其中的報道。以ABC託兒所的火災為例。火災發生在6月5日，星期五。我第二天就趕到了。當時還不知道有多少孩子遇難，傳言是五個或十個。政府已經在試圖掩蓋真相，我意識到事情背後另有隱情。我記得到了周一，當官方確認死亡人數時（超過49名兒童死亡，上百人受傷），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湧來報道這場近乎聖經故事般的悲劇。我當時供職的報社讓我去參加孩子們的葬禮，拍攝並採訪家長。我斷然拒絕了：對於一場大火奪走一個孩子的生命所帶來的痛苦，我還能說些什麼來增加它的分量呢？

於是，我轉而開始調查一份文件，文件顯示一些政府官員的名字赫然出現在託兒所所有人的名單上。這是墨西哥社會保障局（IMSS）以一種非常隱蔽的方式，不負責任地將服務外包所導致的結果……我把焦點放在了這一點上，沒有去採訪任何一位父母。

外景拍攝中。受訪者供圖

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研究和記錄事件的來龍去脈，但始終是從腐敗的角度切入。在我看來，那才是火災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麼空調故障。七個月後，一位名叫羅伯托的父親在和我喝咖啡時對我說：“嘿，你為什麼從來沒問過我的故事？”我告訴他：“因為我在這裡是為了傾聽。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揭露腐敗，讓你們的訴求被看見。”“但我想告訴你我的故事，”他說。他之所以願意開口，正是因為我一直都在那裡。

當那種沉浸發生時，一定是因為你已經在那裡待了很久，你具備了傾聽的能力，並且有足夠的耐心。當今世界對任何事情都沒有耐心；人人都想要立竿見影，追求速成。但耐心才能實現沉浸。耐心或許無法讓你真正“理解”——我永遠無法理解因腐敗引發的大火而失去孩子的悲劇——但它能讓你在一個悲劇性的、歷史性的公共事件中，觸摸到人性的脈搏，感受到人性的存在。而我認為，在我的報道中傳遞這種人性，至關重要。

Diego Courchay 是《德拉科特評論》（The Delacorte Review）的副主編，也是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撰稿人。他曾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旗下的TELEMUNDO電視台擔任新聞製片人，並為埃菲通訊社、《關係》（Nexos）雜誌和《過程》（Proceso）雜誌擔任記者。他畢業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能用英語、西班牙語和法語進行寫作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