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由建築師創辦的機構，用最前沿的技術賦能調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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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證建築學」的團隊正在進行 3D 建模。圖片：法證建築學

今年3月，當新冠疫情的毀滅性暴露無遺的時候，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宣布了在表面上看來是為了遏制病毒的傳播的措施。

為了減少社交接觸，他關閉了法院；為了追蹤被感染者的活動，他授權追蹤手機數據。然而，儘管這兩項措施可能確實對疫情防控有好處，但前者將內塔尼亞胡被控腐敗的案件推遲了10周審理，而後者則使以色列國內安全局（Internal Security Agency）將一個早已存在但卻秘密的監控項目合法化。

人權研究組織「法證建築學」（Forensic Architecture）的創始人兼總監埃亞爾·魏茨曼(Eyal Weizman)對全球深度報道網表示：「以色列的疫情是一種煙幕，右翼政府的勢力正在背後抬頭。」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多政府也聲稱要「遵循科學」，因為他們頒布了因疫情而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但往往沒有公布這些決定的科學依據。

儘管魏茨曼沒有評判目前各項措施，但他還是對這一切背後的邏輯感到憤怒：「當你把某項科學發現或科學數據變成一個指導方針或政策決定時，就要加上意識形態的濾鏡了，『純粹的科學』是不存在的。」

「法證建築學」認為，民間社會應該有信心將科學作為一種手段來塑造公共討論和政策。通過使用司法鑒定的調查方法（其中許多方法在歷史上一直是執法部門的專利），「法證建築學」能夠重新獲得一些通常會被執政當局壟斷的合法性。這也使得他們對敘利亞空襲、以色列的土地所有權、阿根廷的環境破壞以及墨西哥的失蹤等官方說法產生了令人信服的質疑。

從建築師到行動者

大約20年前，在建築領域很少有人會把向政府問責視為自己的使命。但是出生在以色列海法，在倫敦建築協會（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in London）接受教育的魏茨曼，在研究以色列佔領區的城市規劃可能侵犯人權的時候，很早就意識到了建築的政治潛力。2002年，以色列聯合建築師協會（Israeli Association of United Architects）取消了他參與的定居點展覽，讓他進一步確認了自己的觀點——建築師在社會中可以發揮更廣泛而重要的作用，儘管有時會引起爭議。

「法證建築學」的創始人和總監埃亞爾·魏茨曼

他決定不單單要做一名建築師，更要「駭進建築的源代碼」，利用開發新的工具來闡明政治和社會問題。

魏茨曼在2010年創立了「法證建築學」，將這一理念付諸實踐。在律師邁克爾·斯法德（Michael Sfard）委託的第一個項目中，他使用3D 圖像展示了以色列修建隔離牆的計劃會對巴勒斯坦村莊 Battir 產生的負面影響，這些證據支持了由斯法德提起訴訟並的最終獲得勝訴。

「法證建築學」的最新項目於6月發表，重新審視了英國警方對馬克·杜根（Mark Duggan）的有爭議的謀殺，這起事件在2011年引發了英國幾個城市的抗議和騷亂。這項調查是由杜根家族的律師委託進行的，這項由杜根家族律師委託的調查，質疑了官方對這一事件的描述，並引發了英國關於警暴行為的持續辯論。

「法證建築學」公布的近60項調查，涵蓋了18個國家的事件。儘管一些項目，比如前文提到的 Battir項目，已經取得了切實的成果，但是魏茨曼說，引發一場辯論並向當局施加壓力，這本身就是一場勝利。

為了給每個項目提供儘可能廣泛的受眾，「法證建築學」不僅在官網上公布自己的發現，還與媒體合作，包括 Bellingcat 和 BBC Africa，還有博物館。其中一個展覽於2017年在德國卡塞爾舉行，展品展示了德國黑森州一名情報官員的證詞不符合實際——該名官員聲稱沒有目睹2006年新納粹分子的殺戮，儘管他當時在犯罪現場。這次展覽重新引起了人們對該案件的關注，並迫使德國當局做出回應。

但是，不僅僅是引發公眾討論，「法證建築學」的目標是開發可以被其他人複製的新工具。「我們不是一個調查機構，我們就像一個開發新調查技術的實驗室，」魏茨曼說：「一旦我們開發的技術變得主流，我們就要在研發上繼續推進。」

是否做一個項目，取決於它們本身可以帶來的價值，也取決於其中能有多少創新。該機構副主任克里斯蒂娜·瓦爾維亞（Christina Varvia）表示：「我們接手的每一個新項目，都試圖在在其中找出新的技術創新點。」

「法證建築學」最初的項目需要使用衛星地圖和地面測量來開發3D建模。從那時起，它已經超越了建築實踐中最常見的技術，會用到數據挖掘、軟件開發、機器學習和音頻分析等工具來調查事件。

有些方法特別具有創新性。為了調查東非國家布隆迪被懷疑用作秘密拘留中心的一棟房子，「法證建築學」重建了建築內部的數字模型，隨後又採訪了目擊者，利用這個模型幫助他們回憶自己的經歷。

正在進行的空間調查的「法證建築學」記者。圖片來源：法證建築學

在另一個項目中，「法證建築學」通過採訪以前的被拘留者，大致重建了靠近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 Saydnaya 監獄內部模型。被拘留者的敘述構成了監獄虛擬模型的基礎，這反過來又喚起了更多關於酷刑和虐待的記憶。

「這些模型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證詞，因為它們是根據證人口述製作的。」瓦爾維亞說，可能需要更敏感的對待創傷才會在記憶中發現這些內容。

跨界合作賦能調查報道

「法證建築學」在倫敦南部的總部。圖片來源：法證建築學

調查記者肯定會密切關注「法證建築學」的工作，許多人稱讚它對調查領域的創新貢獻。

美聯社的全球調查編輯羅恩·尼克松（Ron Nixon）對 GIJN 表示：「越將這些技術融入我們的新聞調查工作中，效果就越好。」尼克松沒有與魏茨曼的機構合作，但他稱布隆迪的調查「非常精彩」，並補充說：「如果我們自己不這樣做，我們可以與法證建築學這樣的組織合作。」

《紐約時報》視覺調查部高級製片人馬拉奇·布朗（Malachy Browne）表達了同樣看法。迄今為止，布朗已經在兩個項目上與「法證建築學」進行了合作，他說，該研究小組的工作幫助了他的團隊，他說：「法醫建築學是利用先進技術收集證據、分析證據並在時間和空間上重建事件的先驅。」

目前，「法證建築學」的團隊有20多人，包括建築師、軟件開發人員、電影製作人、調查記者、藝術家和律師。它位於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魏茨曼是該校空間和視覺文化教授，但它獨立運作。

它有各種各樣的資金來源，但它最大的捐助者是歐洲研究理事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該理事會將在五年內提供200萬歐元（約合220萬美元）的贈款。一些人權組織通過小額贈款提供進一步的資助，該機構也通過委託調查獲得針對具體項目的資金（其中一些調查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而另一些則需要幾年的時間）。

最後，一些收入也來自藝術和文化機構的作品展覽和購買。

毫無意外，「法證建築學」的工作也招致了來自政府高層的指責，從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到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2月，美國撤銷了魏茨曼的簽證，原因是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一個算法識別出了與他有關的一個未具體說明的安全威脅。撤銷簽證被廣泛認為是為了報復「法證建築學」。魏茨曼表示，該團隊的其他成員也被禁止訪問某些國家。

除了這些行動，魏茨曼認為有理由擔心一些政府可能會利用新冠疫情來強化管控。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不斷構思新的方式來核驗所謂的正統敘事。

Olivier Holmey 是一位居住在倫敦的法裔英國記者和翻譯家。他的作品發表在《泰晤士報》、《獨立報》、《私家偵探》、《新聞實驗室》、《非洲報告》和《青年非洲》等出版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