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插畫:Smaranda Tolosano
我第一次與穆罕默德·阿布·沙赫瑪(Mohamad Abu Shahma)交談,是在他分享了在2023年10月至11月加沙戰爭第一個月期間的調查成果時。阿布·沙赫瑪是一位居住在加沙北部的調查記者,曾與阿拉伯調查記者網絡(ARIJ)、半島電視台和 Daraj 合作。
他的報道聚焦於加沙人在以色列空襲後遭受的嚴重燒傷。他還在調查以色列國防軍(IDF)在攻擊加沙平民時使用被禁武器的指控。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帶着沉重的請求,希望我能向GIJN社區推廣他的作品,這樣即使他犧牲了,世界仍會記得他和他的報道。
作為加沙地帶汗尤尼斯的本地人,阿布·沙赫瑪在衝突期間被迫流離失所,親身感受了戰爭的代價。在過去的七個月里,他失去了數十位親人——包括他的兄弟,他悲痛地在街頭髮現了兄弟的遺體——他的家也被以色列的轟炸摧毀。在如今加沙的重要調查報道主要依賴地理定位和遠程開源信息的時代,他仍在現場調查可能的戰爭罪行,展現了無與倫比的決心和韌性。在這次採訪中,GIJN與他討論了他如何在恐懼和生命威脅的環境下,作為一名調查記者生存和工作。
GIJN:目前,在加沙從事新聞工作風險極大,最近有報道稱以色列國防軍正以記者為目標。總體而言,您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和工作?
穆罕默德·阿布·沙赫瑪(Mohamad Abu Shahma,以下簡稱 MAS):在我進行每一步調查報道時,都會抬頭仰望天空,聆聽偵察機那令人恐懼的轟鳴。想到可能有火箭從這些飛機上落下,這種念頭始終困擾着我,特別是已有數十名記者在工作中遇難。我也擔心自己會重傷,或被逮捕並遭受嚴酷的審訊。這使我在戰爭條件下,對調查的主題和方法進行了深思熟慮。
我最大的恐懼是,當我的家人還在家中時,我的家可能成為攻擊目標,而我將為此內疚一生。這種風險促使我放棄了一些調查選題。我經常不回家過夜,而是待在醫院。每當我完成一篇調查報道,我都會這樣做,以確保家人、孩子和年邁的母親的安全。
GIJN:目前普遍認為在加沙從事調查報道非常複雜,然而您已經能夠獨立完成多篇調查報道——我們將討論其中的一些。您是如何進行報道的?是什麼激勵您繼續下去?
MAS: 由於缺乏電力,我只能用非常原始的工具進行寫作和記錄,準備了幾篇調查報告;使用筆記本電腦需要電源。一開始,我用紙和筆,長途跋涉去與消息來源交談,特別是醫生和受害者的家庭。後來,我在納賽爾醫院找到了一處有電的地方,坐在地板上,用筆記本電腦長時間撰寫報告。我還利用開放資源進行資料整理。
我撰寫這些報告的主要動力是履行我的職責,記錄那些被“快訊”新聞所忽略的內容。這些快訊剪輯和簡化了許多受害者的故事。每個受害者和每次轟炸背後都有一個值得揭示並向世界報道的故事,特別是在以色列軍方拒絕外國記者進入加沙的情況下。因此,我深入開展與戰爭相關的調查報道,揭示媒體未曾呈現或處理的信息。
GIJN: 您失去了許多至親。這種巨大的損失對您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MAS: 戰爭初期,我姐姐的家被以色列部隊襲擊。她、她的孩子、我的侄女和堂兄妹都在那兒。我震驚得一周無法工作,我也因為這次事件而一度無法繼續。
然而,隨着戰爭的持續,需要有人揭露那些未知的細節,我又重新投入了工作。後來,我震驚地得知,我的家被炸毀,連同我的新聞設備和調查資料都化為灰燼。我深感悲痛,因為我在那座房子里生活了多年。
那個家見證了我的喜悅、悲傷、痛苦和寬慰,也見證了我第一個孩子的出生。我去了廢墟,卻無法挽救我的筆記本電腦或任何文件。從殘骸中,我只能找到一些破損或沾染火藥味的衣物。這讓我極度沮喪,尤其是因為我有年幼的孩子,而且為了建造那棟房子我付出了許多努力。但我安慰自己,我和家人的安全比房子更重要,我接受了這一切。
在我的房子被炸毀兩周後,我又得知大哥遇難的消息。當時他正試圖逃離汗尤尼斯。他去世最令人心碎的是,遺體在街上躺了20天,直到腐爛。由於該地區轟炸猛烈,我們無能為力。這是一個人可能經歷的最艱難的體驗。
GIJN: 您的一些報道中採訪了失去孩子、房屋被毀的平民。這類採訪需要特殊的技巧來應對戰爭帶來的心理和生理影響。當一名加沙記者自己也經歷了同樣的損失,承受着巨大的情感和物質壓力時,他如何進行一個適當的採訪?
MAS: 我採訪的大多數人都受到極大創傷,剛開口就會哭泣和崩潰。這對我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然而,多年來我一直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所以我會擁抱他們,與他們一同哭泣,安慰他們,融入他們的情感,以真實地記錄他們的故事。
GIJN: 在您關於以色列轟炸住宅區後平民燒傷的調查報道中,您需要收集彈片和炸彈殘骸的樣本。這種證據收集需要深入的知識。您是如何完成這項任務的,您遵循了什麼方法?
MAS: 我在火箭和彈片的殘骸上找到了名稱和編號,並在互聯網上研究這些信息。我還諮詢了爆炸物專家,確定了這些火箭的製造商。我的方法是記錄殘骸上的標識,利用開放資源確認製造商。此外,我研究了這些火箭造成的傷害,並將其與以往戰爭中受害者的傷情進行比較。
GIJN: 在加沙全境都面臨轟炸威脅的情況下,您如何在工作中制定風險評估計劃?
MAS: 對於每一篇調查報道,我都會仔細評估遭受報復的可能性,權衡哪些細節該包含或省略,以保護自己和消息來源。然而,風險依然存在。“安全第一”是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但在這場戰爭中,危險無處不在。因此,我決定繼續工作和報道。
GIJN: 您的調查報道引用了加沙官員和獨立來源發布的官方數據和聲明,以支持您的報道。鑒於戰爭條件下加沙的服務業和公共部門全面崩潰,您如何策略性地使用可信來源來記錄事實和信息?
MAS: 我會在那些掌握所需數據的小官員門口等待很長時間,以獲取記錄的統計數據。每天,我都會收集官方機構發布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並在我的調查報道中使用,以提高準確性。
GIJN: 如果您有所需的資源,您會選擇做哪些不同的報道?
MAS: 我對以色列軍隊使用人工智能確定轟炸目標的報道非常感興趣,但我缺乏深入探究所需的資源,比如他們如何選擇攻擊的房屋、目標人物、誰提供了這些軟件、誰從中受益、成本是多少,以及資金來源。
GIJN: 對於那些希望記錄加沙地帶衝突影響和潛在戰爭罪行的記者,無論身處加沙內外,您有什麼建議?
MAS: 我會告訴他們,應關注揭露對成千上萬無辜平民可能犯下的任何戰爭罪行。然而,揭露這些犯罪需要深入的調查。由於以色列的軍事封鎖,外國記者幾乎無法進入加沙,而當地記者在持續的炮擊和轟炸下行動也十分困難,因此,開放資源和基本的調查工具是寶貴的資源。
我建議記者們關注那些對公眾仍然模糊的問題,例如確定用於殺害平民的武器來源,以及自戰爭開始以來數以千計失蹤和被拘留的平民的命運。最後,我呼籲同事們要有耐心,考慮到戰爭帶來的複雜局面和資源的極度缺乏,調查工作將比平時更耗時。
GIJN: 作為這場戰爭中的一名調查記者,您經歷過的最困難的情況是什麼?
MAS: 我在阿爾-希法醫院(Al-Shifa Hospital)採訪了一個名叫伊利亞斯的孩子,他因以色列的火箭彈而嚴重燒傷。這個孩子難以言語,因為他的所有家人都已遇難。後來,我得知伊利亞斯在我尚未發表報道前就去世了。我多次重溫那次採訪,看到他堅強地說自己沒事,表達了生存的希望。當我撰寫報道時,我將伊利亞斯的故事放在首位,給予了足夠的篇幅來展現他的痛苦。
Majdolin Hasan 是GIJN的阿拉伯語編輯,也是一名擁有超過12年經驗、並三次獲獎的記者。她曾與當地和國際媒體組織合作,包括 Global Integrity、100Reporters和阿拉伯調查記者網絡。她曾擔任約旦一家調查新聞部門的主管,也是首位根據信息獲取法起訴約旦政府的約旦公民。Hasan 擁有政治學碩士學位和新聞學學士學位。